七 北宋南宋 ——家山何处听羌笛（1）
提起两宋，人们更多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总是“词”。两宋确是词的黄金时代。词之于两宋，恰如诗歌之于唐朝，曲之于元朝，小说之于明清。两宋时期，宋词名家灿如群星；各种流派的词作更是流光溢彩。
作为一种继诗歌之后大盛于天下的文学，词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抒情的工具，一种心情文学。虽然，两宋词人们也不乏“看试手，补天裂！”这样豪情快意的词作，但是我总以为“家山何处听羌笛”似乎更能契合两宋王朝柔弱而彷徨，萧索而不失凄艳的色调。
就其柔弱而言，两宋王朝在中国的历史上绝对是空前绝后的。
两宋王朝没有了大汉王朝追南逐北的赫赫武功，亦没有了李唐王朝四夷宾服的巍巍气象，甚至也没有了元明清三代的广袤疆域，更多的时候，宋王朝总是一副低眉顺眼的奴才样：对北方的强邻契丹族建立的契丹国（公元947年辽太祖律德阿保机之子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如此；对兴起于白山黑水，由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国如此；对崛起在蒙古高原的蒙古国（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如此；甚至对局促于西北苦寒之地的小邦——党项族元昊建立的西夏王国亦如此。
宋朝的柔弱当然不是没有理由的。从根本上说，这是两宋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重内轻外的立国之策所决定了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北宋的立国是和一场名为“陈桥兵变”的事件紧密相连的。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五代最杰出的君主——周世宗柴荣病死，其子年仅七岁的柴宗训即位，是为后周恭帝。不久，后周禁军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等经过密切的谋划之后，借口北方契丹和北汉大军入侵，上演了另一出“黄袍加身”的故事，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了皇位。
北宋建国之后，为了改变五代时期诸侯割据称雄乱政的局面，宋太祖赵匡胤总结了历史教训，同时采纳了宰相赵普“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意见，并首先利用一场宴会巧妙地让朝廷的统兵大将、各镇节度使相继交出了手中的兵权，这就是历史传为美谈的“杯酒释兵权”。
其后，宋太祖赵匡胤进一步采取措施，削弱节度使的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又将朝廷最精锐的禁军统领权一分为三，让它们都对皇帝直接负责；又设立枢密院，掌调兵之权，却不直接统领军队，各地统领军队的将领虽有兵却无调兵之权，使其相互牵制。此外，还有推行“更戍法”，使其帅无常师，师无常帅，兵不知将，将不识兵。为了加强中央禁军，各地的精壮之士都必须入选禁军。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皇帝将各地将领的军权被削弱了，而把军权集中到了中央，集中到了皇帝手中。
削弱了军权，接着又着手解决地方的行政权、财权和司法权。为了集中行政权，宋太祖很重视对“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的防范。为此，宋太祖在宰相之下设立了参知政事为副宰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立枢密使管理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同时，又设立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等，分割宰相的财政权。这样就把宰相的职权一分为三，便于皇帝总揽大权。
在地方上，州的长官知州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又在各州设立通判，以监督知州。各州的公文必须要知州与通判联合署名才能有效，以使他们相互牵制，从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为了集中财权，北宋在各路设转运使，地方赋税除了留一小部分作为地方开支之外，其余的全由转运使运送到中央。为了集中司法权，扭转五代以来地方节度使长期控制地方司法的局面，宋太祖规定地方司法人员改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必须报中央复审核准。
此外，有宋一代对士大夫特别优厚。
在取得入仕资格上，不仅有科举考试制度，“附试”的“特奏名”制度，允许士子自荐的“制举”制度，甚至还有照顾高级官吏子弟的荫补制度等等。宋朝的荫补制度，不但机会多，而且名额大，最高记录曾达到同时荫补子弟四千人。
在士大夫的职称上也是花样百出。官员不但有“官”，还有“职”，还有“差遣”。《宋史•；；职官志》说，“官以寓禄秩、叙位着，职以待文学之选，而别为差遣以治内外之事。”举个例子，宋真宗时期寇准曾为虞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在这里郎中是“官”，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遣”，也才是实际职责。
对于宰执等高级官吏还有一种特殊优待办法，“请郡”制度。何为请郡制度？宰相因任职过繁或与同僚政见抵触，可以请求出任外藩，叫做“请郡”。次外，为了优待大臣，崇尚道教的宋朝皇帝还推行一种独有的让大臣们在罢现任之后管理道教宫观，以食其禄的“宫观祠禄官”。
以上总总举措，虽然能够保证从制度层面上根除了诸侯割据混战的可能，加强了皇权。但是事权的分置，必然带来机构的重叠，行政效率的低下；官员的冗滥，必然造成财政开支的庞大；军权的集中和募兵养兵制度既使军队作战指挥不灵，军队战斗力十分低下，同时又使军队的数量急剧上升，军费开支庞大；财权的集中，又必然使地方财政困难，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宋朝立国不到百年，素有繁荣之名的宋朝已经完全陷入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局面，宋朝的“极贫”、“极弱”也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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