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苍生
一九八二年，敬军捧着三叔的骨灰回到了马营堡。虽然我们早在几年前就知道三叔已经辞别人世，然而此刻一见三叔的骨灰，仍禁不住伤心落泪。
三叔的骨灰盒上放着一个精致的荷包，上面绣的是一对站在花枝上紧紧相偎的小鸟。荷包里装的，正是我亲手从进秀婶子坟上蓉的一小包黄土。母亲看见荷包就一把抓在手里，七十多岁的老人家把荷包捂在胸口顿足痛哭，引的全家人泣不成声。敬军搀着母亲边哭边说着宽慰的话，我看得出来，这个荷包的秘密只有母亲和敬军知道。
我已不是三十年前的那个小学生了，我已经长大，我也饱尝了人世间的辛酸，怎会猜不出那荷包的意义？母亲那肝肠寸断的悲嚎告诉我，荷包里一定有一个十分凄惨的故事。
在祖坟里安葬了三叔以后，我问敬军有关荷包的事情，敬军的回答证实了我的猜测。荷包是进秀婶子绣的，她只在天成大伯不在家的时候才绣，绣了很长很长时间。三叔派小满叔叔来接敬军的时候，天成大伯把荷包小心地缝在了敬军的袄里子上。敬军到了武汉，依照天成大伯的嘱咐扯开袄里掏出荷包递给三叔，三叔接过荷包抱住敬军就哭。就是这只荷包启发了敬军幼小的心灵，早早就懂得了他和三叔与进秀婶子的关系，懂得了谁才是他真正的父亲。
三叔自一九五一年那次探亲走后再没有回过家乡，平时也不大写信。后来敬军长大了，信就由敬军写了。敬军也不常写信，偶尔来封信也是三言两语极为简单，总是含含糊糊地说三叔很好，不要挂念，最后是嘱咐我爹我娘保重身体，一封信往往写不满一张纸。
关于三叔的婚事，三叔只在五二年来信中提过一句，说他结婚了，婆娘是湖北人，不错，家里的光景过得很好，让我爹娘别再为他操心了。爹叫三叔领媳妇回趟家到坟上让爷爷看看，三叔说抽不出空，等有空了就回来，这一等就没了踪影，别说三叔的新媳妇，连三叔的面都没再见上。
让人纳闷的是敬军也对自己的婚事遮遮掩掩。敬军是七零年结的婚，只跟我们说妻子叫李竹凤，是军区医院的医生，其它一字未提，我们也无从知道。
三叔虽不常来信，来信也是三言两语，然而我们并不觉得三叔与我们疏远。三叔对我们的牵挂，常常让爹娘说起来就落泪。三叔年年给我们寄钱，刚开始爹收到钱就又给三叔寄回去，三叔非常生气，又把钱寄来还狠狠说了爹一通，爹便不再往回退钱了。一九六二年敬美中学毕业没考上高中，三叔知道了立即找人把敬美弄到部队当了女兵。我们知道三叔为了我们会不惜一切，所以家里有事有困难从不告诉三叔。敬美的事不过是无意中提了那么一句，谁也没想到三叔就把敬美弄去当了兵。六零年大灾荒时期，我们一直告诉三叔家里很好，能吃饱，没有人挨饿，但三叔还是经常不断地寄粮票来。其实家里的情况并不好，那时候我中师毕业被分到邻县一个偏远的乡村小学当老师，不常回家，姐姐敬爱也结了婚跟姐夫住在马营堡完小，家里只剩下父亲，母亲，小妹敬美和哥一家人。哥那一大家子可真要命，哥五二年结婚到六零年，八年生了六个孩子，除了老五是个女孩，剩下都是清一色的愣头青。父亲母亲为这一窝狼崽子似的孙子高兴得合不拢嘴，可是到了六零年就遭难了，那时候不管岁数大小是个人就有一份口粮，家里有新生儿或是一两岁的孝儿可就占了大便宜，女人们恨不得像兔子一个月就能生一窝。而我哥家的六个孩子除了老五老六一个三岁一个一岁半，上头的四个小子吃起来个个赛饿狼，四张小嘴简直就是四个无底洞，不管是糠菜糊糊还是草根树皮熬的汤，稀溜几口就下了肚，然后就眼巴巴瞅着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哪里还吃得下？便把自己的一份匀给孙子，为这哥嫂常把孩子们打得鬼哭狼嚎。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哥嫂只好让父母单吃，每次做好饭嫂子先给父母端去，哥就守在门口。可两个老人死活不肯单吃，急得哥嫂俩人直哭。
那时候的粮食真比金子都宝贵，我也是在那时才理解了“除四害”的意义。一九五六年我还在地区师范上学的时候，参加过好几回消灭老鼠麻雀的大会战，全城的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敲锣打鼓摇旗呐喊，脸盆锅盖苕帚木棍都成了武器，所有的制高点全部被人占领，树上也是叮当作响竹竿木棍乱晃，麻雀们找不到落脚之处飞着飞着便纷纷坠地，或是摔死或是被捉。我在学校一两年没听见过鸟鸣。麻雀们遭到如此劫难据说是因为它们采食地里的庄稼，可是到了一九五八年，满地的庄稼没有人收，秋后的田地密匝匝一层新绿，粮食落在地里重新发芽，茂密的绿苗层层叠叠遮盖了地面。刚刚一年多的光景，地里不仅拿筛子筛不出一粒粮食来，连榆树皮茅草根都让人们剥光挖尽，真不知是天作怪还是人作孽。村里有人饿死了，不少人去口外谋生。哥虽然受了处分，还是公社里的干部，想走也不能走，只得陪着一家老小听天由命。幸亏有了三叔的接济，一家人才熬过了荒年。
三叔的归来让我们又想起了这一切，全家人怎能不悲痛万分？何况三叔不是正常死亡，他是被文化大革命整死的，死的那年才五十三岁！
在巨大的悲痛中，谁也没有留意敬军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的继母没有跟来，他的妻子儿女也没有跟来。按道理说，作为三叔的遗霜和儿孙，他们应该护着三叔的骨灰一齐回来，就像出殡时孝子贤孙护送灵柩一样。但不知为什么都没有来，等我想到这些问题打算问问敬军，敬军已经要走了，没有时间谈这些了。
敬军只在家住了一夜，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匆忙。
据老人们说，人在阳间可以孤身一人，男人可以不娶，女人可以不嫁。而到了阴间必须匹配成双，否则孤独的亡灵将会像流浪汉一样落入永恒的飘泊，时时搅扰活人的安宁。家乡一带常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女人嫁过两个男人，这个女人死后，两个男人的家人往往会因为要把这个女人与自己家的男人合坟而发生争执甚至是械斗。那些已死的没有结过婚的男人，则需从已死的单身女人中找一个大体相当的进行合坟，谓之“阴配”。“阴配”也须向女方家送彩礼，只是数量极少有个象征的意思罢了。
父亲后来才跟我说起这些，敬军回来的时候他就想到这些了，但老人家不敢开口，怕自己的多嘴再给敬军招来灾祸，只是自己一个人心里焦急，不知道将来跟三叔合坟的是武汉的那个女人还是进秀婶子。
如果我懂这些，八二年敬军送三叔的骨灰回来时我就会提醒敬军的，而敬军也可能早几年从痛苦中解脱。可是我当时不懂这些，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比敬军还要晚。
一九八二年我四十四岁，已经过了不惑之年。我也经历过巨大的心灵创伤，我深深理解三叔和进秀婶子的遭遇，对他们的悲惨命运痛心疾首。因为我的爱情也遭受过与他们相似的悲剧。
一九五五年，我以全区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乌宁地区师范学校。本来我有两个选择，一是上乌宁地区第一中学，再一个就是上师范。三叔为此事还专门来过信，建议我上中学，再考大学，他认为以我的学习成绩考大学是有把握的，而大学出来的前途会更好，学费由三叔资助。我当时还不能完全理解“前途”二字的深奥含义，总觉得上师范公家管吃管住管学费，几乎不用花钱，于是便自作主张上了师范。
在师范我仍然是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一，很快入了团，当了班长。在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课外时间全用来阅读所有能找到的文学着作，就是害眼仍不放弃阅读。几个老师见我对文学如此喜爱，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我看，那是我一生中读书最多的时候。看得多了，自己不知不觉也动手写起来，我挑了几篇自己满意的散文小说试着寄给了省里的报纸、杂志，有几篇竟然意外地发表了。我一下子成了学校里倍受瞩目的“作家”，我也因此获得了一个叫玉英的女同学的爱慕。玉英端庄文雅，我也十分喜欢她。我俩山盟海誓私订了终身。
一九五七年“反右”开始，我发表的作品成了“毒草”，我成了“右派”，被开除团籍，撤了班长。在一次批判会上，第一个批判我的竟然是玉英！她说我居心叵测，用意阴险，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攻击新中国。她说她受了我的蒙蔽，决心跟我划清界限，彻底揭开我的伪装……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五内俱焚，哇地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玉英扔掉发言稿嚎啕痛哭，捂着脸跑出了会场，从此她再也没来上学。我的初恋就这样结束了，它留在我心上的伤口，至今仍隐隐作痛。
从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广平县最偏僻的一所乡村小学当老师。学校里原有一名校长和一名老师，都是当地人。星期天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闲得无聊我又拿起笔来，接受上一次的教训，我不再写散文小说一类的文艺作品了，我写通讯报道，写人物通讯，又发表了一些文章。我被调到县教育局，不久又调到地区教育局当了教育巡视员。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地区教育局第一批被揪出来的“黑帮”；五七年的右派问题再次被揭发，后来发表的通讯报道又成了“鼓吹资本主义道路”和“散布修正主义思想”的新罪行。我戴着报纸糊的高帽子，脖子上挂着“资产阶级黑帮分子”的木头牌子，一次又一次被批斗，游街。晚上不能睡觉，我宿舍的床铺上也贴着批判我的大字报，我不敢碰，只好倦缩在墙角。我曾经想到过自杀，但又想到一辈子兢兢业业含辛茹苦的父母，我哭了。我才二十八岁，我不能死在父亲母前头，我不能为了自己痛快，让可怜的父母去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痛！我咬着牙坚持，像根木头一样活着。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离开了地区教育局，被下放到乌宁地区一中当了语文老师。至此，我的一生算是基本铸定。
日月如梭，转眼到了一九八七年。
春节前夕，乌宁地委对台办的两位同志拿着一封来自台湾高雄的信来到马营堡，找到了我的父亲庞日升和我哥庞敬勤。信封上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大爷爷庞乃节和我大伯庞日明，其时，我大爷爷庞乃节已经过世。找到了线索，对台办的同志又拿着信回到乌宁市去找大伯庞日明，事过半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写信来的是我大爷爷那个一出嫁就再也没有消息的女儿庞日红，我大伯庞日明的妹妹，我们的姑姑。
当年大爷爷庞乃节为了贪图一百块大洋的聘礼，把日红姑姑许给了一个收贩羊皮的商人。这个商人领走了日红姑姑就再没有回马营堡，后来去了台湾，开了一家渔业公司，有十几条渔船。
日红姑姑接到日明大伯的回信立即又来了信，并寄来一万块钱，让日明大伯给家里的亲人们都买些东西，以慰她的思念之情。日明大伯把这件事压下了，后来日红姑姑回大陆探亲我们才知道，日红姑姑很是埋怨了日明大伯一番。这件事过后，我们一家人和日明大伯一家人不知怎么，再也找不回往日的亲密了。不过我们对敬和还是一如既往，敬和虽然过继给了日明大伯，毕竟与我们是一母同胞。
日明大伯家的光景还算不错，当年敬业大哥锯了胳膊的事被进秀婶子的妹妹韩进荣知道后，韩进荣念及三叔曾救过她家的大青骡，大爷爷又以最优惠的价格把田产卖给了她的姐姐姐夫，就把敬业大哥收到她的杂货铺当了伙计。敬业大哥很是感激韩进荣，干事认真，苦练左手写字打算盘，后来当了韩进荣的帐房。公私合营之后，敬业大哥就到日杂公司当了会计，一直干到退休。
敬业大哥娶了个拐子媳妇，只生了一女。敬业大哥很想生他十个八个，就是生不出来。大爷爷真是有先见之明，若不把敬和要过去，他那一支血脉到敬业大哥这儿就要断了香火。
敬和在日明大伯家确实深受宠爱。敬和小学毕业后也考了乌宁地区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乌宁第八小学当教员。敬和生有二子二女。
我家的情形比日明大伯家略强，尽管我哥和我都道路坎坷。
我哥庞敬勤在马营堡乡政府当了三年会计，一九五五年许凤山调走，我哥升为副乡长。一九五八年马营堡乡改为马营堡人民公社，我哥当了公社主任。那一年正是大跃进，不知是谁发现北盘口山上有铁矿，县里调集东坊城，下西河，马营堡，东乡寨，法堂寺等七个公社两千名基干民兵成立了乌宁县钢铁民兵团，住到北盘口伐树开山采矿炼铁。精壮劳力都抽到北盘口搞钢铁会战去了，村里只剩下老弱病残，哪能收得了那么多庄稼？那年又是个大丰收的好年景，谷子黍子高粱玉米穗穗都是嘟噜噜又大又沉，让人既高兴又发愁——这么多的庄稼啥时候才能收割完？劳力远远不够，但又必须按时甚至是提前完成秋收任务，不能等下了雪还看着庄稼在地里立着，只能了了草草先把庄稼割倒，了了草草拉一些堆在场面上，起码猛一看像个收割得差不多的样子。都是农村的庄户人，谁不知道种地的辛苦？谁看着满地的粮食不心疼？于是就有人去捡，拿镰刀拿剪子只割穗，一会儿就能捡一袋。山药地的山药就更多了，一棵秧子只搂一耙捡几个大个儿的收了，剩下看不见的还都在土里埋着。大队干部发现社员往自己家捡粮食立刻制止，说地是国家的粮食也是国家的，谁捡国家的粮食就是盗窃国家财产，现在吃饭有食堂，国家管你们饱，你们还捡粮食干啥？捡回来的粮食统统没收，自然也就没人再去捡粮食了。我哥从北盘口回来到县里开会，路过家父亲就让哥赶快抽些壮劳力回来抢收，哥到地里一看，果然还有少一半庄稼没开镰，就是收过的地里，十成庄稼只收回六成，还有四成胡乱扔在地里，既未打捆也没垛垛，显然是不打算要了。哥批评大队干部糟蹋粮食作孽，大队干部说就这样还收割不完哩，收过的地再收二遍行，可是新地就顾不上收了，整片整片的好庄稼未开镰就糟蹋了不更可惜吗？上级怪罪下来谁负责？哥也就没法再批评大队干部了。
哥在县里召开的公社干部会议上汇报了马营堡公社的秋收情况，强烈要求从北盘口炼铁基地抽一半民兵回来参加抢收，所有的公社都存在壮劳力抽走大炼钢铁秋收力量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县委从大局出发不同意削弱大炼钢铁的力量，因为中央说钢铁是“元帅”，是“主导中的主导”，大炼钢铁已形成一股铺天盖地不可阻挡的潮流，谁要是逆潮流而动就有被潮流淹没粉碎的危险。
哥的意见没有被采纳，领导上也没说什么，事情就过去了。谁知到了五九年底，中央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彭德怀反党集团”，功勋卓着的彭德怀元帅竟然成了“反党分子”受到批判，哥在一年前提的意见被揭发出来，哥成了“彭德怀反党集团”的走卒，批判检讨反省了半年，最后给了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消公社主任职务，仍回财务室当会计去了。
幸运的是哥活着等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哥的这桩冤案是一九八四年纠正的。说来话长，一九八二年，由安徽凤阳小岗村七名勇敢可敬的**员发起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许士昌的二儿子许凤林的承包地平均亩产超过千斤，成了乌宁地区的单产状元。县里把许凤林定为“种粮专业户”，鼓励许凤林承包更多的土地。许凤林提出把一九四七年土改时他家的一百二十八地全部承包回来，此事颇有争议，但最终还是获得批准。许凤林带着四个儿子苦干一年，毕竟是老庄稼把式，又大胆采用了一种俗名“大马牙”的美国进口玉米良种，一九八三年许凤林交售公粮十万斤，当上了全省劳动模范，乌宁地区授予“售粮大王”称号，奖励小四轮拖拉机一台，地委书记刘增金亲自把小四轮送到许凤林家里。乌宁县奖给许凤林一批砖瓦木料，马营堡乡特批给许凤林一块儿宅基地，许凤林盖起了马营堡最大最排场的宅院，成为全村的首户。
地委书记刘增金来给许凤林送小四轮的那天，在村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不知怎么有人提起了当年我哥受冤枉的事，刘增金很重视，仔细询问还作了记录。不久，县委组织部长来到马营堡乡找我哥谈话，组织部长说，敬勤同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过二十六年的实践证明，你当初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代表组织向你道歉。县委决定撤消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职务。这样，五十三岁的哥在罢官二十六年之后又当上了马营堡乡乡长，这桩大喜事给他带来的除了欣喜之外，更多的是满肚子翻江倒海难以言说的酸楚。对于一个国家，二十六年也许是一个或几个时代，中国**从诞生到新中国成立不过用了二十八年。对于一个年富力强的青年干部，二十六年就是他的一生！我想起一九七九年省里的一次创作会议上，老作家马烽在谈到流沙河几个被剥夺创作自由二十年的作家诗人时说过的一句话：从数字上看是二十年，可实际上，二十年就是人的一生。一个人生命掐头去尾，最宝贵的年华不就是二三十年吗？
不过比起三叔来哥还是幸运的，总算在活着的时候听到了一句公道话。
我们兄妹几人中，哥的孩子最多，六男一女七个。一九六三年嫂子又怀了孕，哥嫌孩子多让嫂子作了流产，谁知才过一年又怀上了，嫂子舍不得再流产，结果又生了老七。一大群孩子起名都伤脑筋，头三个学新学中学华顺溜溜排了下来，横念竖念都顺口，而老四学昌老五学荣老六学恒老七学远却很费了一些功夫，勉强把“新中华”三字接续下来了。
我姐敬爱发誓不远嫁，就要在村里照顾父母二老，经哥介绍嫁给了马营堡完小的老师，就住在学校。后来姐夫调到东坊城当了公社秘书，姐不去东坊城，姐夫就把家永久性地安在了马营堡。
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定型了，没想到一九八五年上面突然破天荒地出台了一个提拔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大批大本大专生被提上了领导岗位。我的学历只是个中师，本来不在提拔之列，岂料我以前发表的那些“毒草”文章又变成了“突出成就”，意想不到地从一个普通教员一下子升为副校长。地区只有一中，二中是县级单位，我一步登天升成了副县团，又让父母享受了一次光宗耀祖的喜悦。
我有两儿一女，妻子是银行的会计，人不坏，也通情达理，可家里的日子淡如白水。我原本以为夫妻间的生活都是这样，然而一想起三叔和进秀婶子就又疑惑起来，三叔和进秀婶子为什么爱得不顾性命不顾一切？爱情真有那么大的力量吗？我不知道。在我的婚姻生活里，我说不清究竟是我们的爱情没有力量？还是我们就没有爱情？银行会计本来是个极普通的职业，谁知到了八十年代银行突然时来运转，工资奖金一个劲长，办公楼家属楼一个劲盖，妻子的收入超过了我这个副县团，妻子分到了两室一厅，妻子的脾气也渐渐水涨船高。有一回她洗完衣服要晾，把我的一件衬衣一个背心从晾衣架上拽下来随手一扔。我说了句：你就不能给我叠一叠？妻子一瞪眼说：我就是给你叠衣服的？我无话可说。我从未奢望过妻子给我洗洗衣服甚至是袜子手帕，以后我自己的衣服我自己叠就是了。家里的饭多数是我做，如果我回来晚了，全家就只能吃馒头咸菜有时再煮几个鸡蛋，反正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方便得不能再方便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并不是妻子不爱我，当初她主动爱我爱得如痴如醉，而且现在依然爱我，为了让我穿得体面多贵的衣服她都舍得给我买，然而这难得一见的偶尔的体贴却无力消融我心中日积月累的霜雪，我的心头时常是一片荒凉。
我的小妹妹敬美当兵以后就在部队结了婚，妹夫是个协理员，一个很实在大度的山东汉子，后来两人一块儿转业到了太原钢铁公司。敬美也很孝顺，年年都得回几趟老家，妹夫开玩笑说他们两口子攒的钱都捐给铁道部了。
村里的乡亲们都说我父母有福气，儿女成群，而且个儿个儿孝顺，个个有出息。父亲母亲也的确心满意足，唯一的遗憾，是两个老人家还不放心长眠在孤坟里的三叔。武汉的女人一直没露面，而进秀婶子还孤零零地躺在村东大柳树底下，到底是谁去陪伴三叔成了两个老人家的心病。而给三叔“阴配”得由敬军作主，敬军究竟怎么想，父亲不知道，也不便问，因为三叔后娶的女人还健在，不管怎么说，她毕竟是敬军的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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