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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8章 夹锡钱

    “这夹锡钱连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当救灾款让我们运到川蜀去,合着他没安好心呢。难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动的还了我们,他定是开箱查过了。”

    “夹锡钱”创始于宋崇宁二年,在铁钱中加入锡,使钱币变脆,主要是防备北方辽、金两国大量收购南方的铁制钱币,然后熔炼制作兵器,只是质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买账,基本没人用。

    《宋史·食货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於陕西……其法以夹锡钱一折铜钱二。每缗用铜八斤,黑锡半之,白锡又半之。”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一》:“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

    宋朝的法定主币是铜钱,其实主要材料为铜、铅、锡的合金,学过化学的人都知道,纯铜很软,而且极易氧化,生了铜绿后很难看,这三项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间到南宋嘉泰年间发生了极大改变:含铜量由62为56.5%,用铅量由20为40%,用锡由8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没有铸行大钱,民间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钱。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陕西行用大铜钱。宋神宗时,折二钱广泛行用,在当时行用的铜钱中,已占相当比例。

    宋徽宗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清明上河图》上的情形可以借鉴,于是大量铸行当十钱,根据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在民间流行的,大约应主要是当十钱。当十钱前后铸了数种,大抵是用铸三个小钱的原料铸一枚当十钱,这就使铜钱的价值实际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三,铜钱购买力理所当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庆历大钱在当十的时期,显然是规定价值与实际价值不符。陕西此时期的物价上涨,与当十钱的行用直接有关。宋徽宗时铸行的当十钱比宋仁宗时行用范围广、数量大,此时期的通货膨胀与当十钱的泛滥有直接关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顶峰,政府一年共发行了六百万贯铜钱(是997年的7.5倍)。钱币不是在一个地方铸造好后运往全国,而是在二十多个地方铸造,然后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至于严重消耗铜材,神宗之后各朝铸币量减少,导致11世纪末对钱币的需求严重得不到满足。有宋一代,因此经常闹钱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后,开始推动铸造面值较大的钱币,包括当十钱的大铜币和价值三钱的锡铁合金货币。这两种方式都让政府无须开采新铜矿就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既然各种纸币的使用量在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区,有理由设想人们也许会接受另一种法定货币,即没有相应内在价值的货币。此外,在11世纪40年代初,由于边境货币短缺,政府曾铸造过当十钱来充当军费开支。

    首先,某些州县在1103年被告知,他们的铸币厂要转而铸造当五钱,另一些州县则要铸造当十钱。每年的额度定为三十万贯铜钱和两百万贯铁钱(依旧远低于1085年的最高纪录六百万贯)。政府并没有试图打压私人铸造一钱币,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利润。为了遏制私铸高面值的新钱,政府将造私钱者招募到新的铸币厂工作,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觉睡醒,忽然发现“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也就是说,台州城闹“钱荒”了,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枚铜钱流通了。这是何故?原来,市面流通的钱都被日本商船收购走了。这些日本商船“先过温(州)、台(州)之境,摆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与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铜钱而止,海上民户所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贯文者,止可十贯文得之;凡值千贯文者,止可百贯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铜钱,低价出售日货,大量回收铜钱,“以高大深广之船,一船可载数万贯文而去”,难怪台州一日之间发生“钱荒”。

    宋朝小平钱当时在周围国家都非常受欢迎,除了日本,西夏,大辽,简直供不应求,因为铸造手段远超周边这些国家。许多宋朝人认为,是铜钱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钱荒”。宋朝经济发达,与日本、东南亚、阿拉伯乃至非洲开展密切的国际贸易,宋钱差不多成了这一贸易区的国际货币,有点接近今日美元的货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铜钱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钱为约;而又下令其国,小平钱许入而不许出”;爪哇国也用胡椒交换宋钱。今天在东非、印度、波斯湾等地,均有宋钱出土。宋人说:“缗钱原为中国财宝,而今四方蛮夷通用之。”并不是夸张之词。这些与宋朝通商的国家,“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为阻止铜钱外流,当时有人提议:干脆关闭贸易港,中断与外商的贸易。认为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这当然是一种很愚蠢的想法,幸亏宋朝政府并没有听从。

    铜钱不够,为什么不用金银?对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谓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炼黄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发点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对黄金的爱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书说:“内庭自中宫以下,并不得销金、贴金、间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盘金、织金、金线捻丝装着衣服,并不得以金为饰。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断。臣民旧有者,限一月许回易为真像前供养物。应寺观装功德用金箔,须具殿位真像显合增修创造数,经官司陈状勘会诣实闻奏,方给公凭,诣三司收买。其明金装假果、花板、乐身之类,应金为装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毁坏,自余悉禁。违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纸空文,宋真宗时,曾将犯金禁的后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贩郑仁泽等发配远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后返京,他看到前来迎接的杜妃衣销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让杜妃出家入道观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后杜氏的侄女(或侄孙女)。甚至还规定“契丹国信物旧用金为饰者并易以锦绣”。“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饰者以他物代之”。还让榷场通知辽朝人,不要贩卖销金物品给宋朝人。宋英宗时,外戚李珣犯销金罪,宋英宗本拟严办,已将犯人入狱,后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虑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关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这虽然是个没有执行金禁的例子,却同时也表明宋英宗对金禁的态度还是认真的。《宋会要辑稿》帝系四之一七载,不久,皇亲、同知大宗正事赵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遗销金衣入禁中”,赵宗旦因此被判罚款,并被推迟晋级时间。宋神宗时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时又转严。

    再来看看白银,我们先来看看他和小平钱的兑换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时期是100∶7.27,前文我们已经讲过,宋代的官员工资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干实事的官员基本都是高薪养廉,而纵观金、银在宋代财政收支总数中,大约只占2%上下,不会超过5%,到了发工资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让那些高官弄些牛车来拉铜钱,太招摇,面子上也不好看,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给这些人发了一部分白银。

    那多出的金银到哪里去了?金、银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许多情况下可代替钱使用,此外金、银又有价高、不易锈蚀等优点,所以人们对金、银格外珍爱,统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们要求将税收中一部分金、银直接输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库。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金银只在皇帝和大官之间流行,或者说的直白点,只在有钱人间流通,老百姓基本没机会见到。

    每年铸造的新钱投放市场将那些残币抵消后,民间的钱只会越来越多,毕竟硬通货比纸币的质量可经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叠铜板练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钱到底跑到哪里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淀”下来了。换成当下的说法,“‘钱荒’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钱没有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铜钱,在流动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来不动弹了。这里的“铜钱沉淀”,包括政府的货币化税收将大量钱币回笼(这部分货币从国库流回市场需要一个过程),也包括民间的储蓄风气。因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积贮铜钱的习惯,库藏起来的钱叫作“镇库钱”,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钱十万镇库,而未尝用也”。宋人发现,“国之钱币,谓之货泉,盖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钱币被大量贮藏,致使流通领域的货币短缺,南宋时,朝廷便出台了一个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其他的铜钱必须变换成金银、钞引之类。但以宋朝松弛的社会控制,这样的法令肯定是无法执行的。

    宋朝富室又为什么热衷于收贮铜钱?因为铜钱能够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发行纸币,北宋时叫交子,南宋时叫会子,尤以会子的流通范围更广。但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如果国家超发,就会迅速贬值,南宋后期的会子就贬值得厉害,第一界会子可以兑换近800文铜钱,发行到第十八界时(南宋后期),每贯会子只可兑换铜钱不到200文。这便导致出现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人们拼命花掉纸币,贮备铜钱。南宋人杨万里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与权贵“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积而不泄,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军之用,则惟破楮券尔”。而纸币超发,钱的面值会贬值,但铜本身的价值却是稳定的,宋代大量铸造铜钱,使得铜钱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贯钱价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贯钱熔成铜器出卖的话,其值将超过一千文,如此一来,“毁钱铸器”便成了有利可图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销毁钱宝,习以成风”,“奸民竞利,靡所不铸,一岁之间,计所销毁,无虑数十万缗”。而江浙正是两宋“钱荒”的重灾区。

    面对反复出现的“钱荒”,宋朝政府的对策是实行严厉的“钱禁”,即禁止铜钱外流,禁止民间私自毁钱铸器,限制民间储藏铜钱。这一思路看起来是对症下药,实际上经不起经济学的考验。宋朝的“钱荒”并不是因为货币总量供应不够,而是货币循环过程中出现的“短缺假象”,货币总量既然充足,那么,“钱禁”“铜禁”不但毫无必要,而且破坏了市场本身的调节功能。在自由市场中,假如铜钱供大于求,钱的购买力就会低于铜本身的价值,这时候,市场自会驱使人们将铜钱熔为铜器,使市场的铜钱流通量减少,币值回升;假如铜钱供不应求,市场也会鼓励“钱监”(宋朝的造币厂)铸钱,并吸引民间储藏的钱币流回市场。这样,铜钱的市场流量跟市场需求之间,会自发地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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