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5章 瀚明大厦（5）

    “读书无用“实指书生无用，文人无用。

    此论也是由来久矣。

    试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记载的，一千年前的五代时期的一些“妙人妙事“。

    五代的国号是梁、唐、晋、汉、周。

    除第一代以外总是后一个比前一个更古。

    若再有第六代，那应该是殷商了。

    不错，接下去的是宋。

    春秋时的宋国据说是殷人的后代。

    只不知赵匡胤取国号时是否考虑过这一点。

    照国号看，这些国君应当是“信而好古“的。

    然而不然，这都是文臣的主意。

    后唐明宗即位时，有人建议自建国号。

    这位皇帝问：“何谓国号?“(卷二七五)他“目不知书。

    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诲读之。

    重诲亦不能尽通“(同上)。

    这才“选文学之臣，与之共事，以备应对“(同上)。

    选出来的便是翰林学士冯道。

    他是历事四朝，历来挨骂的，当时却被尊重如圣人。

    他官大，名大，其实不过是“以备应对“，起点咨询作用的无足轻重的人。

    他自己也说：“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卷二八七)

    不过有时上上条陈提点意见罢了(《通鉴》里记了他的一些意见)。

    后唐明宗是沙陀族人，不识汉字是不奇怪的。

    刘邦、项羽是汉族人，也是着名不读书的。

    后晋一位掌权大臣说：“吾不知朝廷设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当尽去之。“(卷二八四)

    胡三省在这下面的注中大发感慨说：“呜呼!此等气习自唐刘已为文宗言之。……非有国者之福也。虽然，吾党亦有过焉。“(同上)

    他说的“吾党“就是“我辈“，指的是做官的文人。

    他说不必怪武人(“夫何足责?“)，而怪文人自己，有点自我批评精神。

    五代的后汉时，大官们曾吵过一架。

    一个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另一个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卷二八九)这后一位是管财政的。

    在他眼中，“毛锥(笔)“的用处也就是收税记账。

    他不算是“文官“。

    所以他同样“尤不喜文臣。

    尝曰：此辈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同上)

    因此他给文官的“俸禄皆以不堪资军者给之“(同上)。

    俸禄大概是实物，不能军用的才给文臣，而且故意高估价值，实际是打了折扣。(“吏已高其估，章更增之。“)

    除这个“毛锥论“以外，还有个理论。

    后汉高祖任命的一位最高掌权大臣“素不喜书生。

    尝言：国家府廪实，甲兵强，乃为急务。至于文章礼乐，何足介意?“(卷二八八)

    这实际上是孔子早已讲过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

    国家有了粮食(廪实)，有了武器(兵强)，老百姓还能不听话信从吗?

    所以商鞅相秦，讲求耕、战。

    可见所谓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

    为什么武人不喜文士?

    为什么胡三省要文人自我反省?

    五代的后汉一位武官“尤恶文士。

    常曰：此属轻人，难耐。每谓吾辈为卒“(卷二八八)。

    文人瞧不起武人，当然要挨骂。

    可是顺从附和也不行。

    后梁太祖还没当上皇帝时，曾和僚佐及游客(门客之类)坐于大柳树下。

    忽然他说：这柳树可以做车毂。

    有几个游客便跟着说“宜为车毂“。这可遭殃了。

    这个未来皇帝“勃然厉声曰：书生辈好顺口玩人，皆此类也。车毂须用夹榆。柳木岂可为之?“

    他随即“顾左右曰：尚何待?“于是“左右数十人言宜为车毂者，悉扑杀之。“(卷二六五)

    不但武人，文人也自相攻击。

    有一位官员“屡举进士，竟不中第，故深恶缙绅之士“。

    他趁那位未来皇帝大杀朝士的时候建议：“此辈尝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同上)被杀的都被“投尸于河“。

    这个建议人“见朝士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时人谓之鸱枭。“(同上)

    也有不这样的，处境就不妙。

    后晋时一位大臣(节度使)，“厚文士而薄武人，爱农民而严士卒，由是将士怨之“(卷二八一)。结果是引起了一场兵变。

    以上这些不过是从几本《通鉴》里抄出来的。

    若不嫌麻烦，大翻典籍，“读书无用论“的传统恐怕是代有新义的。

    不过分析起来，认“读书无用“者即认书生无用者，也只有两派。

    武官不喜文官是一派。

    文人也不喜文人是又一派。

    后一派中，不仅有讲政治经济实用的瞧不起“舞文弄墨“的，还有“文人相轻“的。

    上溯到孔、孟，可发现他们和后来的不一样。

    孔老夫子很重视学习。

    《论语》一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

    以后又多次讲为“学“。

    不赞成读书的子路也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

    他否定书，并不否定学。

    除此处以外，《论语》中没有再提到“书“。

    读的书好像只是“诗“。

    写定了没有，也不知道。

    《孟子》里有两处提到“书“。一是“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

    一是“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万章》)

    早期“读书无用“的宏论可能有两点原因。

    一是书少。二是书不可靠。

    书少。孔、孟当时的古书还是刻在竹片上的。

    也可以写下来，例如“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孟子》的长篇大论不像是刻竹简。

    不过直到汉朝还是帛和简并用。

    书的抄写、保存、传播都不容易。

    殷商的甲骨卜辞在春秋战国时大概已埋进土里了。

    口传和有文字的书是《诗》和《书》。

    所以《论语》多次提到学“诗“。

    《孟子》才提到读“书“(《尚书》)。

    这两者一是文，一是史，不是两者合一的史诗。

    《论语》说“文献不足“，说“史之阙文“，好像《尚书》还未成书。

    只有《述而》中一次提到“易“(“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不知是不是《周易》这部书。

    《春秋》是孔子时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