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土龙沟的大战进行了半个多月了。每天天不亮，郑主任和冶支书、喇大队长就招呼社员们起床、出工，工地上妇女们铲土，酗子推车，老年人砌田坎，喇建国和冶廷江把青年突击队编成两个排，一人带一个，你追我赶，开展劳动竞赛。尽管社员们干劲很大，然而，这种全靠铁锨镐头、人拉肩扛的改土造田，进度却非常缓慢。郑主任时常皱着眉头，从地这头量到地那头，看看这里，望望那里，摇着头，不住地念叨：“进度太慢了，太慢了，这种干法，两年的规划五年也完不成。”

    这天中午，在工地上吃了房东从家里带来的冷饭，郑主任要郭永明去公社给单位上打个电话，明天一早他要回省城。随后又叫来喇建国，俯耳说了几句什么，喇建国一脸欢喜，急急忙忙回村去了。

    郭永明这段时间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尽管忙忙碌碌，但仍减少不了对袁芳的思念。他几次想借故溜号，但看到郑主任和工作组其他同志都在没日没夜地苦干，也就不得不打消这些念头。现在郑主任安排他去公社，这是和袁芳见面的好机会，于是，他快步如飞，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袁芳的身边。

    郭永明穿过村子，刚爬上村东的山坡，喇建国骑着自行车赶了上来。

    “小郭，你到哪儿去？”

    “到古城，给单位打个电话。”郭永明看看喜形于色的小房东，反问道：“你去干嘛？”

    “我接媳妇回来。”

    “怎么，接媳妇回来参加大会战呐？”

    “郑主任说明天回省城，给我们找个大夫查查病。”

    “是生孩子的事？”

    “嗯。”

    “太好了，到省城让大夫仔细查一查，好让你们早点抱上大胖小子。”

    郭永明和喇建国合骑一辆车子，风驰电掣，不一会儿便来到古城，两人分手各办各的事情。

    郭永明打完电话赶到下滩的时候，老远就听到有人在高一声低一声地喊口号。村里正在开大会，郭永明很容易就找来了。会场设在大队部院里，房顶上两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

    “陈宫山必须老实交待！“

    “陈宫山只有老实交待才是唯一出路！”

    “何玉林必须低头认罪！”

    “打倒陈宫山、何玉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会场的气氛非常紧张、压抑。主席台上坐着李渭生、公社韩副书记和一个年轻人，数百名群众席地而坐，人群前头，一个五、六十岁的老汉和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弯着腰，低着头，主席台两边，十来个背着枪、腰缠子弹袋的基干民兵维持秩序。

    “请大家打消顾虑，勇敢揭发，坚决和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李渭生手扶麦克风，正在声嘶力竭地进行煽动。会场里，男女老少神情惊恐，鸦雀无声。

    “谁接着说，接着说。”李渭生不停地督促，“喂，吴跃进，你不是找我们反映过情况吗，把你知道的给大家说一说。”

    “吴跃进，一个有人生没人管的二流子，他知道个屁。”有人在下面咒骂。

    一个十五、六岁，穿着破破烂烂、邋里邋遢的酗子惶恐地站起来，结结巴巴地说：“我、我，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支书、大队长和大队会计，把大队果园去年卖果子的1000多块钱都私分了。”

    “你放屁！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个六十多岁、戴眼镜的老汉跳起来骂道：“去年果园的收入一半留作集体积累，一半照顾了村里的五保户、困难户，兔崽子，你家还分了50元钱呢，不信，回家问你瘫在炕上的老娘去。”

    “这孩子真不是个东西！”

    “真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会场像开了锅一样，人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从现场人们的态度看，不是在开批判会，倒像是在替挨批斗的人评功摆好。

    郭永明看见坐在一边的袁芳和于彬彬，赶紧绕过去，伸手拍拍袁芳。袁芳看见郭永明，眉头一皱，瞪着大眼低声说：“你老往这儿跑什么，也不怕人家笑话。”边说边把本子一合，低头跟于彬彬打了声招呼，扭头就走。于彬彬冲郭永明挤了挤眼睛，指指袁芳，轻声说，“抓紧点”。

    郭永明追上袁芳，问：“到你住的地方去吧？”

    “算了，顺街随便走走吧。你有事吗？”

    “没什么事，今天到公社打电话，顺便过来看看你。十多天不见你，就像过了十来年似的。”

    “嗬、嗬，你真会夸张，度日如年嘛。”

    “真的，总想着你，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

    “那你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得无聊在那儿瞎琢磨。”

    “没事干，我们还能闲得住？进村这段时间，天天和社员们一起割麦子、收青棵、挖土推车，一点儿也不比社员少出力。眼下我还是刚从工地跑来的呢。”

    “难怪你这一身土，跟个老乡没啥两样。哎，我给你说，以后少往这儿跑。上次进山的事，李渭生、张晨对你意见可大了，说你倒闲话，告他们的阴状，是郑主任身边的奸细，你老往这儿跑，对你对我都不好。”

    “二十多天了，我就来找了你两次，你还嫌多呀？”

    “以后没事不要来，免得让人说闲话。”

    “行、行，我尽量争取吧。哎，你们开会批斗谁呐？”

    “大队书记和大队长。支书叫陈宫山，大队长叫何玉林。”

    “都是什么问题呀？”

    “呵，这个大队书记胆子可真不小，去年地县学大寨工作队把自留地、自留树收回集体了，可工作组前脚走，后脚他又悄悄退给了各家。而且，他对社员搞小开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资本主义倾向泛滥成灾。大队长何玉林不仅参与阳奉阴违、欺上瞒下，而且还怂恿他老婆搞黑市交易，偷偷到古城去卖鸡蛋、卖果子。”

    郭永明愣住了，他知道，河湾大队也是这样，社员房前屋后的果树，名义上是集体的，其实都归各家各户。摘下来的果子都是偷偷摸摸卖到外面，乡亲们的油盐电费支出主要指着这点收入呢。房东老大娘就偷偷到河对岸卖过鸡蛋，说是攒钱给儿媳妇看病。想到这，他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几斤果子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这怎么是大惊小怪？”袁芳吃惊了，瞪着眼说：“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事啊。前些天省委X书记来，明确要求我们抓住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我听说，你们河湾也有类似的情况，你们就没当回事？”

    “怎么能不当回事，河湾那边也在抓，也在批。”郭永明嘴里搪塞着，心里着实对郑主任的做法有些担心。为了避免袁芳追问，他转移话题：“你们农田基本建设开始了吗？”

    “正在拿规划，李处长说当前要突出抓好阶级斗争，狠批资本主义倾向。下一步，我们一是报告公社党委，改组村支部领导班子，你刚才看到主席台上坐着的那个年轻人了吗？那是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何秋生，前年从部队复员回来，在部队上就是政治尖子，下一步，李渭生想叫他干大队支部书记。”

    “就他，一个毛头酗，能压住阵吗？”

    “怎么压不住？年轻人有思想，有闯劲，朝气蓬勃。”

    郭永明轻轻摇头，凭他对农村工作的了解，这个年轻人肯定是很难胜任的。心里这么想，嘴上继续问：“你们还有什么打算？”

    “我们打算这两天以基干民兵为骨干，组织一个集体资产清缴小分队，把本应收回集体的果子及自留地的收入，统统收回来。”

    “这、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李处长叫张晨挂帅，当小分队的队长。他是干保卫的，随身带着枪，还有手铐子，谁不老实，就把他铐起来。”

    郭永明注意到袁芳脖子上围着一条大红的新羊毛围巾，伸手摸摸，问：“你啥时候买的？”

    袁芳扭捏了，说：“哪儿是我买的，是张晨前天去县城买的，回来又说颜色太艳，送给我了。我围着还挺好看，是吗？”

    “是，是好看。”郭永明讪讪地回答。

    “张晨这个人在别人面前牛皮哄哄的，对我倒不错，挺照顾的……”

    郭永明听到袁芳称赞张晨，再看看袁芳脖子上那条羊毛围巾，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当天晚上，郭永明把自己在上滩的所见所闻向郑主任作了汇报。郑主任沉默许久，叹了口气说：“河湾和上滩情况不同，各有各的做法。不过，我就担心，李渭生这么干，上滩非乱套不可。”

    “X副书记不是说了嘛，上滩是他的一个点，李渭生这样干，都是X副书记的主意。”

    “是啊，李渭生是按X副书记指示办的。不过，我、我还是咱们这个工作队的队长，嗨，难，难办呐。”

    这天晚上，郭永明眼望着窗外的星星，想了很多、很久。按照全国的大形势，应当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学习大寨经验，大批促大干，批林批孔，同阶级敌人斗，狠批资本主义倾向，郑主任在河湾的做法似乎跟这个精神不大合拍。但他的做法社员们拥护、欢迎，正因为如此，河湾村的农田基本建设搞得轰轰烈烈，热火朝天。李渭生在上滩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倾向，收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禁止个人市场交易，表面看符合大批促大干的精神，但实际上恐怕没有多少社员拥护和赞成。老百姓如果没有积极性，又怎能治山治水，促进生产，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呢？郭永明百思不得其解，最后觉得，政治问题太深奥了，谁对谁错还是由上级去评判吧。不管别人如何评价，郭永明从心里敬重这个久经考验、饱经风霜的老头子。郑主任从来不眩耀他的光荣历史，他还是听机关里的同事议论，郑主任是个三八式的老八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出生入死，身上多处负伤，立过许多战功。解放军进军西北时他就当营长了，是个在部队、在地方都响当当的老革命。这次到河湾村，不知他有什么魔力，几天就和社员、村干部混熟了，不管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有社员围着他说笑。贫协主席喇老汉的炕上，几乎天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郑主任和他们谈生活、谈生产、谈治山治水，谈河湾的发展前景，村里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但只要是剩下他和郭永明的时候，郑主任不是埋头看《毛选》、看文件，就是低头沉思，总显得心事重重，精神疲惫。郭永明想，可能是郑主任年纪大了，过去多处负伤，现在天天跟社员一起出大力、流大汗，就是铁打的人也受不了。所以，郭永明总是尽量照顾他，给他打洗脸洗脚水，每天到家第一件事是给他沏上一壶香喷喷的热茶。

    郑主任带喇建国两口第二天去了省城，隔了一天，在吃晚饭的时候，又急急忙忙赶回河湾。郭永明第一次见到喇建国的媳妇，身材苗条，皮肤微黑，是个漂亮俊俏的小媳妇。喇老汉见面就问：“检查的咋样？”儿媳妇脸一红，瞪了喇建国一眼，一扭身进了屋。喇建国却像个霜打的茄子，耷拉着脑袋，满脸愁容。

    “放心吧，老哥，桂英身体没有问题，就是你的建国有点小毛病。大夫说了，问题不大，吃点药调理调理就好啦。”郑主任笑着拍拍老汉的肩膀，“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等着抱孙子吧。”

    喇老汉眉开眼笑，拍拍手说：“这就好，这就好，有盼头啦。老郑，你可给我帮了个大忙，我一辈子都感激不尽呐。”

    郑主任哈哈笑着说：“你先别客气，等你抱上孙子再谢不迟。”

    “我和桂英去，就住在郑主任家。昨天下午，郑主任领我们去医院，跑前跑后，连医药费都是郑主任出的呢。”

    喇老汉惶恐了，忙说：“怎么能让郑主任破费呢，你这孩子怎么……”

    “算了算了，花不了几个钱，我这拿工资的比你们日子好过多了，你们攒几个钱不容易，不就是偷着卖点果子、鸡蛋换点钱吗？”

    “郑主任，好人呐，老天爷保佑你，万事如意！”房东大娘嘴里不住地祷告。

    吃罢饭，郑主任让郭永明叫来冶支书和喇大队长，一见面就乐呵呵地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给咱要来一台推土机。”

    “啊！”几个人都瞪大了眼睛。

    “咱们平整土地的土方量太大，光靠锨挖车推进度太慢，昨天我到省学大寨指挥部跑了一趟，他们答应给咱调一台推土机。只是现在各地都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非常紧张，排队都排到春节以后了。省里管事的原来是我的部下，好说歹说才答应十一月中旬调过来。”

    “太好了，有了推土机就省劲多了。”

    “一个推土机顶几百个人干活，这样我们的工程进度就快了。”支书和大队长都兴高采烈。

    “我们也不能光靠机械。有些活是机械干不了的。所以要把劳力好好安排一下。我考虑：一是尽快把古城到河湾的路修一修，现在连卡车都进不来，更别说推土机了。从明天起，组织全部劳力修路，争取短期内完成。二是调整一下工作计划，先干引水工程。明天我到县里去一趟，请水利局派人测量一下，顺便找找县委的郝书记，我在地委干副书记时他是个公社书记，跟我关系不错，我张口向他要一点资金、物资，他不会不给面子。公社王书记也答应支援一点，咱们自己再想想办法，争取早点把引水工程搞起来。”

    第二天，喇大队长领着社员们修路，冶支书和郭永明随郑主任到县里，县委郝书记对老领导很热情，千方百计给河湾引水工程调剂了一部分资金、物资，水利局冶局长听说家乡搞引水工程，立即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指导。当天下午，一位姓黄的技术员就带着经纬仪、量绳爬上红山展开测量工作，两天以后拿出了引水工程方案。方案提出从关沙岭引水，共开渠1800多米，其中约有500米从红山的断崖经过，需在数十米高的悬崖上爆破施工。上面是一百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下面是滔滔黄河，既有头顶飞石的危险，又有脚下深渊的恐怖，施工环境十分险恶。这个引水工程建成后不仅可以使河湾大队受益，而且可以使古城包括上滩几个村近1500多亩耕地由旱地变成水浇地。

    计划非常宏伟，但工程十分艰巨。河湾村200多个劳力，先是一鼓作气拿下了进村的道路，接着便转移到红山引水工地。

    立冬后不久就下了一场大雪，寒风呼啸，冷风刺骨，北风卷起漫天雪花，直往人们袖口、脖子里灌。河湾大队的社员已经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一个多月了，高强度的劳动，加上恶劣的天气，使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疲惫。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今天有人说胃痛，明天有人说头痛，请假的人越来越多，喇建国和冶廷江带领的80多人突击队，到最后只剩下30多人了。不仅如此，社员中风言风语也多了起来，有的说：“这么大的工程，就靠这点劳力，拼了命一冬天也干不完。”有的说：“出力不出力都是10分工，多干少干一个样，谁愿意当这冤大头。”有的说，“在悬崖上爆破开渠，不被石头砸死，也得掉到黄河淹死，工作组这是叫人玩命呢。”

    上工的人越来越少，流言蜚语越来越多，大队干部急得团团转，郑主任一连几天也愁眉不展。这天下午，郑主任亲自跑了一趟公社，当天晚饭后，大喇叭里广播：“县电影放映队今晚在村口麦场上放电影！”偏僻山村的社员一年到头看不到几次电影，今天电影送到家门口，全村男女老少自然欢天喜地，没等放映机架好，麦场上已黑压压挤满了人，连周围十里八村的老乡都赶来了。

    电影片是郑主任精心安排的，首先放映的是大型纪录片《红旗渠》，说得是五、六十年代，位于太行山麓林县的二十万人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风餐露宿，凭着一双双手，靠一锤一钎，开山劈路，跨壑架桥，历经十年寒暑，硬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这个纪录片，郭永明以前就看过，今天看起来却特别震憾。他注意到，社员们都看得很认真、很专注，看到激动人心的地方，不少人都在抹泪。接下来放映的是《英雄儿女》，英雄王成、文工团员王芳的事迹以及“风烟滚滚唱英雄……”的主题曲，都深深打动了大家的心。第二天上午在工地上，冶支书召开社员大会，先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愚公移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接着，郑主任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说：“刚才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着作《愚公移山》，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太行山。愚公为了搬掉门前的两座大山，每天挖山不止，而且说自己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昨天我们又看了《红旗渠》的电影，红旗渠的事情也发生在太行山，我们从电影上可以看到，过去的林县，山多地少，石厚土薄，打井无泉，引水无源，当地人民的生活非常困难。解放以后，在**的领导下，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了重重困难，付出了鲜血以及生命的巨大代价，历时十年，引漳水到林县，终于为全县二十多万人引来了甘泉。电影里介绍，英雄的林县人民在太行山上劈山开石，削平了1250个山头，架起了152个渡槽，打通了211个隧道，修成了宽8米、高6米、全长71公里的总干渠，以后又修成1500公里长的干渠、支渠。在修建红旗渠的过程中，有80多名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250多名民工重伤致残，他们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王芳一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我们河湾大队的开山引水工程，当然比红旗渠小得多，但是，同样是兴修水利，为民造福，同样需要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要象林县人民那样，用我们自己勤劳的双手，重新安排河湾的山河。”

    郑主任的讲话，极大地激发了河湾群众的斗志，广大贫下中农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了。冬天的河谷，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每天下午，顺河刮起四、五级大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但河湾引水工程却紧锣密鼓，热气腾腾。施工采取两头并进，中间开花，郑主任带队从土龙沟由东向西、喇大队长带人从关沙岭由西向东开挖盘山渠道，冶支书带着青年突击队开山放炮。一时间红山两侧人来车往，悬崖峭壁炮声隆隆。喇建国、冶廷江等青年骨干，腰拴大绳在悬崖上扶钎抡锤，打眼放炮。青年团员还把豪言壮语写在石壁上，“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河湾人民立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

    引水工程开工以来，郑主任拎着锨镐，始终走在群众的前面。眼看着他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为了加快工程进度，社员们分成两拨挑灯夜战，无论白天、黑夜，总能看到郑主任的身影，谁劝他都不肯多歇一会儿。社员们看到连老郑都这样拼命，劳动的积极性更高了。

    郑主任头几天就感冒咳嗽，加上长时间高强度劳动，昼夜操劳奔波，终于把这个铁汉子累倒了。

    郭永明这天从炕上爬起来，发现平时天不亮就起身的郑主任还没有睡醒。老家伙昨天半夜才回来，天天在工地上耗十五、六个小时。像这种干法，连郭永明这样的酗子都吃不消，何况郑主任这五十多岁的人呢。郭永明不忍心惊动他，轻手轻脚给他打好洗脸水，然后帮房东担水扫地。尽管他蹑手蹑脚，但还是把老家伙吵醒了。郑主任坐起来，哆嗦着手穿衣服，脸色难看的有些怕人。

    “郑主任，你是不是病了？”郭永明问。

    “有点感冒，没关系，我吃点药。”

    “不行你就在家歇两天。这些天你都是早出晚归，这么玩命，何必呢？”

    “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没什么。咱们还得抓紧点，争取早日把引水工程拿下来，等推土机来了，再集中力量平整土地，淤河造田。”

    “你恐怕也太性急了，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咱这不是两年规划吗？工作组在河湾这几个月，能帮着把水引过来就不错了，你还打算平整土地、治河造田一齐干呐。”

    “我就是这么个脾气，急性子，自己定的计划总想在自己手里完成。尽管难度很大，但‘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只要抓紧时间，我们就能给河湾的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

    郑主任不听郭永明的劝阻，挣扎着来到工地。工地上万玉梅带领铁姑娘劈山挖土，运送石料；有经验的老汉们用水泥、石块垒砌防渗渠。郑主任一会儿去前面抡镐，一会儿在后面和水泥、运石料，尽管天寒地冻，但他却大汗淋漓。就在接近中午的时候，手扶铁锨大口喘气的郑主任突然步履蹒跚，一头栽倒在地上。

    “郑主任！”

    “郑主任！”

    “郑主任晕倒了！”这消息象炸雷一般传遍了工地，干活的社员纷纷围拢过来。一直担心不离左右的郭永明抱着郑主任，张皇不知所措。张淑芳扒开人群跑过来，俯身看了看，只见他双目紧闭，呼吸急促，便急忙从随身的挎包里找出速效救心丸，嘴里喊：“快，水、水。”有人递过一碗水来，张淑芳徐徐给郑主任喂下，转身吆喝：

    “快、快，快找个车，赶紧送卫生院。”

    工作队员何玉亮俯身大吼：“让我来背！”

    郑主任慢慢苏醒了，但意识还不够清楚，挣扎着嚷嚷：“放下我，放下我！”何玉亮那听他的，依然大步流星。妇联主任万玉梅拉着一辆架子车追上来，郑主任被转移到车上，郭永明、何丽、张淑芳等人两边扶着，拼命向古城卫生院飞奔。

    郑主任住院了，医生说病人过于劳累引起休克，多亏张淑芳给他服药及时，否则有生命危险。

    从这天开始，来医院探望的社员络绎不绝，人们送来鸡汤、鸡蛋以及各种水果，许多人激动不已，热泪盈眶，说郑主任为了河湾的老百姓，差点搭上性命，郑主任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郭永明留在卫生院照顾病人，尽管郑主任连骂带轰，郭永明也决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才治疗了几天，老头子就嚷着要回河湾，要不是有郭永明盯着，他肯定早跑回工地去了。

    这天接近晌午，卫生院门口吵吵嚷嚷拥进一群人来，一进门就打听住院的郑主任。郑主任正打着吊针，听到外面的动静，翻身坐起来。郭永明跑到门口，只见男男女女八、九个人，情绪激动，怒气冲冲。有个体型干瘦、一脸病容的中年妇女脸上挂着泪水、趔趔趄趄径直朝病房走来。

    “你们是哪个村的？”郭永明迎上去问。

    “我们是上滩大队的。”

    “我们要找郑主任！”

    “郑主任正在打吊针，有事改天说行吗？”郭永明不想让他们打扰病人。

    “郑主任，要出人命啦！”

    “郑主任，救救我们吧。”

    来人七嘴八舌，嚷成一团。

    “小郭，让他们进来，进来。”郑主任在病房吆喝。

    “郑主任病得很重，前几天都昏倒了。你们有话好好说，不要这么嚷嚷。”

    “小郭，你罗嗦什么，快叫大家进来。”郑主任有些急了。

    “郑主任，求求你，救救我儿子，救救我儿子吧。”那中年妇女一进门，“扑通”跪下，头在地上磕得“咚咚”直响，其他几个妇女也陪着跪到地上。

    “哎、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郑主任趿拉着鞋，一手挂着吊针，一手伸出去搀扶：“小郭，快，快把她们扶起来。”

    郭永明使了很大劲把几个妇女拽起来，嘴里埋怨：“有事说事，这是干什么。”

    那中年妇女一把鼻涕一把泪，断断续续说明原由。原来，李渭生在上滩抓阶级斗争，批资本主义倾向，先是批斗大队支部书记陈宫山、大队长何玉林，接着组织了集体资产清缴小分队，按自留地亩产150斤麦子，果树每棵收10元钱的标准，逐家逐户进行清缴。社员们叫苦连天，怨声载道。胆小的社员交了，胆大的则奋起抵制。李渭生让张晨带着清缴小分队，对顶着不交的社员，抓到大队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还美其名曰“用专政的办法学大寨！”这中年妇女长期卧病在床，有残疾的丈夫不能劳动，四个子女大儿子二十来岁，小的才五、六岁，生活十分困难，家里三分自留地、六棵梨树，梨树才开始挂果，全部收成无论如何也卖不了60块钱。张晨带队进家催缴，中年妇女的儿子气愤不过，顶撞了几句，张晨竟叫民兵进屋搜查，并要强行带走秋后分配的几口袋麦子。酗子急了，拎起一把铁锹乱抡乱砍，尽管没有伤人，但还是把张晨一伙吓得够呛。最后，酗子被七手八脚摁到地上，拉到大队部轮番拷打，并由民兵押着游街示众。

    听着乡亲们的哭诉，郑主任义愤填膺，“嘭”一拳砸在床上，咬牙吼道：“简直是胡闹，这哪儿是**的干部，分明是日本鬼子、国民党还乡团嘛。”说着就要拔输液的针头。郭永明扑过去，死死攒住郑主任的手，极力劝阻：“郑主任，有什么事咱打完针再说。”接着扭头央求乡亲们，“你们先回去好不好？郑主任知道了，肯定想办法解决，你们先回去听消息。郑主任病得很重，年纪这么大了，大家体谅体谅他吧。”

    郑主任压尊气，用愧疚的口气说：“这样也好，大家先回去，下午我去上滩，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乡亲们走了，郑主任依然怒气不休，连声斥责：“怎么能这样干呢，这还叫**的干部吗？”

    郭永明给郑主任倒了杯水，颇有些担心地劝阻：“这件事我看你最好别管，上滩是X副书记的点，这些事X副书记能不知道吗？”

    郑主任咆哮起来：“别忘了，我是工作队长，必须对党、对人民群众负责！我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胡闹！”

    “X副书记问起来怎么办？”

    “X副书记他也是个**员，是**就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爱护群众。李渭生这么搞，哪点像个**的干部！”

    郑主任心里有气，中午饭都没有吃好，放下碗筷，就叫郭永明去找公社王书记。

    王书记跑过来，眉头紧锁。郑主任劈头就问：“上滩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这些天社员们把我的门槛快踢破了。”

    “知道了为什么不制止！”

    “这、这是工作组领着干的，我、我、我怎么好插手！”

    “工作组也得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再说，你不好办，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这几天病重，我、我……”

    “好了，好了，主要责任还是在我，光顾了河湾的事情，忽视了上滩。这样吧，咱们一起去看看，现场解决。”

    三个人先没有进村，而是由王书记领着去了上滩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只见村西彩旗猎猎，山坡上用一米见方的大木牌写着巨幅标语：“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但工地上冷冷清清，只有一个看工地的老汉，披着一件破旧大衣，在地头上攥着烟袋抽烟。一见王书记忙迎过来。

    “怎么没人干活？”王书记问。

    “支书跟大队长都给撤职了，新上来的何秋生说话没人听，再加上大队里收粮收款，人心惶惶，谁还有心思干活。”

    “收你家了吗？”王书记问。

    “收，哪儿能不收，50斤麦子，50块钱，我还是现朝亲戚借的。唉，省里来的这个工作组，心狠手辣，抓了十几个人，打人凶得狠呐。”

    三个人默默离开工地，刚走到村口，郑主任说：“咱到那几家被抓得社员家里去看看。”

    王书记在古城工作多年，情况很熟，不用人引路，就带郑主任走进那告状的中年妇女家里。院里破破烂烂，六棵梨树光秃秃的只剩枝干，四间低矮的土房黑洞洞的。中年妇女一见他们进门，捂着嘴“喔喔”又哭起来，身边一个十四、五岁的丫头，穿着破旧露肉的棉袄棉裤，一个四十多岁，只有一条腿、胳膊下支着拐杖的男人怨恨地望着他们。

    郑主任看看面柜，里面有几十斤青稞面，柜上有半口袋豌豆，墙角堆着点洋竽。掀来锅盖看看，锅里半锅黑糊糊的菜汤。郑主任眼睛湿润了，一言不发，大步向院外走去。

    连走了几家，个个家徒四壁，生活非常艰难。

    在上滩大队办公室，李渭生一脚踩在椅子上，正和坐在桌子上的张晨在棋盘上厮杀，看见郑主任进门，张晨从桌子上跳下来，李渭生则扭头说了声：“再等几分钟，马上下完。”

    郑主任黑着脸，大步跨过去，伸手掀了棋盘，用命令的口气说：“马上通知工作队员到这儿开会。”

    李渭生一愣，两眼瞪着郑主任。

    郑主任又吼一声：“没听见吗？马上通知工作队员到这儿开会！”

    李渭生呲牙冷笑，说：“呵，火气这么大。”扭头吩咐张晨：“领导发话了，快点去吧。”

    办公室的空气好像凝结了，郑主任脸色严肃的可怕，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响；王书记脸色铁青，望着窗外一言不发；李渭生则摆出一副不屑一顾、无所畏惧的样子。几分钟后，工作组的同志到齐了，郑主任立即让李渭生汇报工作。

    “我们工作组进村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访贫问苦，发动社员揭发检举，发现上滩大队阶级斗争情况十分复杂，十分尖锐，以村支部书记陈宫山、大队长何玉林为首的一小撮坏人，把持上滩大队的政权，走资本主义道路，私分自留地和集体林果，致使资本主义泛滥。我们工作组依靠贫下中农，终于揭开了上滩大队阶级斗争的盖子，揪出了陈宫山、何玉林等一小撮坏人。”

    “你别光说这些，你说说上滩的班子现在是个什么状况，大批促大干，你们开展了大批，那么大干干得怎么样？现在农田基本建设搞到什么程度了？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最终应落脚在群众的积极性上面，否则，只能是口头革命派！”郑主任讲得一针见血，掷地有声。

    李渭生目瞪口呆，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这个、这个……”吭哧了半天，才说：“上滩的阶级斗争太复杂了，撤掉了陈宫山、何玉林以后，我们打算叫何秋生当支书，可是，他威信不高，说话没人听，撑了几天，就撂挑子不干了。许多党员干部和社员受蒙蔽，和工作组疏远了，就连民兵要不是大队里有点补贴也快指挥不动了。现在上滩领导班子散了，农田基本建设也处于停顿状态，我们也没办法。”

    “这么说现在村里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

    “也可以这么说吧。”李渭生显得无可奈何。

    “哪么你们走得时候准备给上滩留下个烂摊子？”

    “我们正在想办法。”

    上滩工作组的其他同志也都发表了意见。八个人明显分成两派，张晨、袁芳和李渭生是一个腔调。令郭永明惊讶的是，袁芳竟成了李渭生的铁杆追随者，和张晨一唱一合，极力为李渭生辩护。其他同志有的明确反对李渭生的做法，有的说话含糊其辞，模棱两可。

    郑主任待大家说完，态度鲜明地宣布：“我首先以工作队长的身份作两个决定：一是立即释放抓来的社员，并公开向他们赔礼道歉，受伤者的医疗费由打人者和决定者承担；二是立即退还社员们上缴的自留地、自留树粮款，不准缺一分一两。这两个决定或者叫两个命令散会后立即执行。”郑主任顿了顿，又加重了语气，说：“上滩工作组下一步重点抓三项工作：一是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和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的教导，认真反省前一段工作中的错误；二是抓紧整顿建设一个群众拥护，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队党支部班子，工作组要紧紧依靠支部班子进行工作；第三，迅速动员群众，大打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民战争。河湾引水工程完成后，上滩一部分地也可以由旱地变水地，这是造福后代子孙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抓住当前大好时机，把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搞上去。”郑主任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我们学大寨工作队在这三、四个月里，应当千方百计给群众办点好事、实事，千万不要脱离群众，祸害群众，在群众中留下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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