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几经催促，直到十二月初，省里支援的推土机才运抵河湾大队的农田基本建设工地。
推土机司机是个东北汉子，中等个头，健壮的体格，络腮胡子，黑黝黝的脸膛，穿件旧茄克工作服，黑裤子，脚蹬一双高腰翻毛皮靴，身披羊皮大衣，头戴棉帽子，手上一双浸满油渍的白手套，嘴里叨着纸烟。一见郑主任、冶支书便自我介绍：“我姓郭，叫郭松林，省公路工程处的工人。指挥部安排我在这儿干一个月，这段时间，就听你们指挥啦。不过，我看你们这儿工程量不小，要在一个来月完成，够呛。根据其它地方的经验，你们能不能再找个人，我来带带他，咱们采取人歇车不歇的办法，一天能当两、三天使。这推土机别看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操作起来简单，好学。”
一旁围观的钱光远说话了：“这玩艺我会开，在部队农场我开过拖拉机。”
喇建国、冶廷江一伙年轻人也纷纷报名：
“让我跟师傅学吧！”
“算我一个！”
郑主任知道年轻人都想学点技术，可工地上到处都缺人手，就哈哈笑着说：“我看这样吧，老钱会开，就让他和郭师傅轮班干吧，其他人仍然各就各位，抢时间、争速度，力争早日完成引水和整地任务。”
“轰隆隆——”推土机开起来了，钱光远坐在驾驶室里，双手扶着操纵杆，郭师傅在一旁指点，不一会儿，钱光远就操纵自如了。难怪说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推土机就是比人工厉害，几十个人一、两天挖不完的土，它来回跑几趟就完成了，土龙沟一个个小山包被大铲刀一铲一铲推到低洼地，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围着看，惊讶的直吐舌头。郭永明也显得非常兴奋，直着嗓子吼起了《海港》唱段：“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哈、哈……”
李有财、魏慧挨了X副书记批评，应冶光洪邀请，早搬走了。推土机司机郭师傅和钱光远因为半夜倒班，大队便安排他们住在大队办公室，冶支书专门安排了一个妇女，为他们烧水做饭，精心照顾。两人深受感动，干劲倍增，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也毫无怨言。
随着工程不断推进，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开山爆破缺炸药，防渗渠缺水泥，架渡槽缺水泥管，推土机缺柴油。象河湾这样的小村，集体经济薄弱，几乎没有多少集体积累，缺资金、缺物资已经严重影响到工程进度，郑主任、冶支书为这事殚精竭虑，费尽心思。
这天，郑主任叫上郭永明，每人借了辆自行车，一大早便赶去县水利局求援。
郑主任不等裁利索就出院了，这些天日夜操劳，脸更黑了，人更瘦了，头上的白头发似乎也增加了不少。郭永明望着郑主任疲惫憔悴的面庞，心疼地埋怨：“有什么事交给我们就行了，这来回一百多里路，上坡下坡，连我这年轻人都受不了，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这么拼命干什么？”
郑主任一面使劲蹬车，一边扭头解释：“县里的郝书记不是我的老部下吗？我得去再榨榨他的油水。另外，听张淑芳说，这县水利局的冶局长为人十分谨慎，当初从关沙岭引水，他就不很积极，怕有人说他近水楼台先得月。咱们这次去，得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再支援一点资金、物资，这也是关沙岭提灌的配套工程嘛。”
时值隆冬，寒风呼号。郭永明尽管穿着大衣，捂着棉帽，仍觉得寒风剌骨，北风像刀子一样割得鼻子、脸生疼，手脚麻木了，僵硬得不听使唤。他扭头看看郑主任，头上还戴着那顶旧鸭舌帽，只不过连嘴带鼻子裹着一条咖啡色羊毛围巾，呼出的热气在围巾和他的眉毛上结成了一层白霜，更显得老头儿老态龙钟。郭永明一直埋怨郑主任不该这么拼命。老头儿说，他就这么个脾气，什么事不干则罢，干就干好，一旦认准了，就百折不回。何况河湾这引水整地工程是造福后代、惠及子孙的大好事呢。只不过，郭永明觉得，郑主任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尤其是他否定了李渭生的清缴小分队，批评他乱抓人打人之后，李渭生尽管行动上执行了，但听说第二天，他就领着张晨、袁芳回省城告状去了。X副书记知道后暴跳如雷，大骂郑主任“死不悔改”，还是搞“三自一包”、“唯生产力论”那一套。前几天郭永明又去了一趟上滩，袁芳竟躲着不见面。于彬彬说，袁芳现在和张晨打得火热，几乎形影不离。郭永明不相信袁芳在这么短时间就见异思迁，然而当他在张晨的住处见到袁芳时，她正抱着张晨的脑袋给他掏耳朵。看见郭永明，张嘴就呵斥：“你没事老往这儿跑什么？”张晨则嘻皮笑脸，说：“谢谢你的关心。郑主任对上滩的工作有什么指示啊，给我们传达传达。”袁芳更斜眼讥笑：“郭永明你来可以，但要上天言好事，下界报吉祥，千万不能挑拨离间。”郭永明受到这种奚落，失望地离开了上滩。他非常苦恼，袁芳已经彻底被张晨俘虏了，俩人那亲昵的动作已说明了一切。这里除了张晨的小恩休外，善于看风使舵的袁芳恐怕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张晨背后的那棵大树。嗨，人与人之间的政治斗争太复杂了。这时，郭永明又替郑主任担起心来，皱着眉头问：“听说X副书记批评你在河湾搞‘唯生产力论’，难道咱们真的错了吗？”
郑主任眨眨眼，问：“你说呢？”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我倒觉得，河湾的工作，群众欢迎，社员满意。”
“对，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我们**几十年来出生入死闹革命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人人都有饭吃，有衣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是群众梦寐以求的好日子。但要过好日子，不发展生产怎么行呢？像上滩那样，不想办法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整天喊口号、唱高调，搞空头政治，群众能高兴吗？所以，我就认准一个理，作为一名党员，心里就得装着人民，就得千方百计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只有老百姓说你们好，你才是好党员、好干部。”
经过郑主任的积极努力，县委及水利局给河湾大队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继续给予了很大支持，拨给了一部分工程款和水泥、管材，然而，资金的缺口仍然很大。
到底应该怎么办？冶支书建议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渡过难关。他先后召集党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讨论，大家一致同意，向全大队社员借款，在来年的集体收入中逐步偿还。大队党支部号召全村社员群众发扬一心为公、先公后私、先集体后个人的集体主义精神，积极支持红山引水和土龙沟整地工程。在村党支部讨论的过程中，郑主任一直顾虑重重，反复念叨：“群众生活过得这么苦，这么难，咱们还要向他们借钱，不忍心呐。”郭永明心想，这不是没有办法吗？何况通过引水整地，改善生产条件，集体增加了收入，可以逐步偿还嘛。但他没有劝阻郑主任，他知道这老头子体贴群众，不愿看到群众受苦作难。
晚上，房东喇老汉把老伴、儿子、媳妇叫到西屋，嘁嘁喳喳嘀咕了半天，最后老汉提高嗓门说：“我和建国都是党员，在这件事情上应该带头。”
“建国的病怎么办，你不想抱孙子啦。”老伴似乎不太赞成。
“郑主任托人带来的药不是还有吗？”
“还能吃个七、八天吧。”儿子回答。
“这两个多月的药钱都是人家郑主任垫的，总这样下去，你脸上挂得住哇。”这是老伴在抢白他。
“看病的事再说吧，先交集资款要紧。就按我说的办吧。”喇老汉最后下了决心。
第二天上午，在大队会计的办公桌前，前来交款的社员排起了长队，郑主任也站在队伍中间。社员们诧异地交头接耳：
“郑主任排队干什么？”
“他该不是替喇老汉交吧？”
“哪里，喇老汉刚交了350块钱。”
“啊，这是怎么回事？”
待轮到郑主任，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沓钱来，说：“来的时候带的不多，就剩了500，全交上吧。”
正在埋头登记的大队会计愣了，慌忙站起来拒绝：“借款集资是河湾大队社员的事情，你们工作组不参与，这钱不能收。”
“这话就见外了，我现在不就在河湾大队吗？咱们不是在一起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吗？大队党支部做出的决定，我作为党员有义务坚决响应。”郑主任讲得头头是道。
大队会计挠挠头，说：“如果你这么说，我收你20块钱，算是大队借的，待来年再还给你。”
“你别罗嗦了，快点记上。这钱也用不着还我，就当我给咱河湾作点贡献。”
“郑主任，这、这太多了，是你好几个月工资呢。”大队会计红着眼圈，喃喃地说。
郑主任向大队损献巨款的事很快在河湾传开了，社员群众集资的积极性更高了。郭永明、何玉亮、张淑芳、何丽等也纷纷慷慨解囊，连推土机司机郭师傅也捐献了10块钱。嘴里还不住地声明：“不是俺小气啊，来的时候没带多少钱，早知道有这事俺多带几个。”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工程所需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工地，村里的能工巧匠，在山里建起了石灰窑，在红山根爆破取石，解决砌渠所用的石料。有了推土机的支援，社员们干劲倍增，大家挑灯夜战，从土龙沟到关沙岭一线，灯火通明。大家都坚信，只有兴修水利，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才能多打粮食，社员才能过上好日子。
和河湾村大干苦干的情景相反，上滩的学大寨工作仍冷冷清清。就在郑主任刚出院不久，公社王书记来找郑主任，哭丧着脸说：“上滩的班子瘫痪了，工作组又指挥不动，长此下去必然耽误工作。公社党委经过研究，决定派韩副书记进村帮助工作，协调处理好大队与工作组之间的关系。”郑主任点头同意，并明确表示：“公社党委应当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尽快采取措施，解决上滩大队存在的问题，迅速扭转混乱局面。”
河湾的引水和整地工程齐头并进，进展很快，尤其是推土机的加入，使土龙沟高低不平的山包迅速平整成十多亩、几十亩一块的水平梯田。照这个进度，再有十多天，河湾大队农田改造工程就可顺利完成。郑主任心里惦记着上滩的工作，尽管X副书记声称上滩是他的点，但郑主任总强调，上滩工作的好坏与他有着很大责任。所以，他在操心河湾工作的同时，仍以很大的精力来抓上滩的工作。
这天，郑主任带着郭永明又到上滩。在大队办公室，李渭生和张晨还在下棋，袁芳则一边打毛衣一边伸头观战。看见郑主任进门，李渭生把棋盘一推，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工作组其他人呢？”郑主任问。
袁芳回答：“于彬彬、吴京请假回省城了，其他几个到古城去了。”
“人家别的村都在大干快上，你们这儿倒挺清闲。”郑主任话里带着几分挖苦。
李渭生翻翻眼皮，一付玩世不恭的样子，冷笑一声，说：“不清闲没办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被某些人压下去了，革命群众被搞得灰溜溜的，上滩大队大好的革命形势丧失了，资本主义势力猖狂反扑，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也只好……”
“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是吗？”郑主任不等李渭生说完，“啪”一拍桌子，大吼道：“你不要上纲上线，乱扣帽子，我姓郑的参加革命三十多年，真刀真枪都玩过，还怕你的威胁和恐吓吗？”郑主任双手叉腰，怒声训斥：“李渭生，我再明确告诉你，我是省委派下来的学大寨工作队队长，你是我的下级，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党的组织原则，我作的指示，安排的工作，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反映，但工作中必须认真执行。我的决定如果错了，由我个人负责。在上级党委没有撤销我的队长职务之前，你就得服从我的领导，如果不服从，我有权撤你的职。现在，你给我报告一下，上次我安排的三项工作，你们落实得怎么样啦？”
“三项……工作？”李渭生像个斗败的公鸡，张口结舌，瞪着两眼询问张晨和袁芳。这两个人显然也没有放在心上，几个人大眼瞪小眼，半晌，张晨才说：“公社派来了韩副书记，村里的工作主要由他负责，落实情况得问他才行。”
从大队办公室出来，郑主任想去找韩副书记。刚出街口，就见前面的北墙根下，男男女女有二十来个人或蹲或坐在那儿晒太阳。
“郑主任来啦。”大家很尊重这个果断制止李渭生胡作非为的工作队长，一位搂着孩子的大娘递过一个板凳，“郑主任，坐一会儿吧。”
“你坐、你坐，我坐在这儿就行。”郑主任一屁股坐在靠墙的一个石头上，从兜里摸出烟来，问：“谁抽烟？”说着，抽出几支，分别扔给那几个端烟锅的男人。
“大家怎么不出工啊？”郑主任问。
“出什么工？老书记被撤了，新书记不愿干，上滩现在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一个中年汉子皱着眉头，无奈地摇着头。
“不出工更好，每天吃饱饭，在墙根底下晒晒太阳，这才舒坦呢。”郭永明认出这正是那个揭发大队干部的二流子，
“吴跃进，你这个好吃懒作的二流子，平时不想干活，到分粮食要救济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搂着孩子的大娘瞪眼训他。
“就是，陈支书那么照顾他，他恩将仇报，翻脸不认人，真不是个东西。”一位正在纳鞋底的中年妇女撇着嘴咒骂。
“哎，哎，你们怎么冲我来了，我是上了工作组那个张晨的当，他答应给我救济100块钱还没给呢。”吴跃进急赤白脸地解释。
“郑主任，你们俩工作组咋就不一样呢？你在河湾领着社员开山引水，平整土地，干得轰轰烈烈，上滩社员哪个看了不眼馋呐。”一位瘦骨嶙峋的花甲老汉颤巍巍向郑主任直竖大拇指。他指指大队部方向，“你再看看李组长在上滩，批这个斗那个，挖粮要钱，把个好端端的上滩搞得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嗨……”老人说不下去了，不住地唉声叹气。
郑主任一脸愧疚，心情沉重地说：“上滩出现这些问题，我作为工作队长也有责任，我现在就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说该怎么？”
“怎么办？要我看，陈宫山、何玉林本来干得很好，不就是没有收那点自留地、自留树吗，全国、全省这种情况多了，要错也不是单单他俩有错。”一位身穿军大衣、头戴棉帽子、像是个复转军人模样的酗子气哼哼地说：“你们工作组批完、斗完，把上滩弄得乱哄哄一拍屁股走了，可上滩的社员就吃苦了，大队、生产队的工作瘫痪了，生产没人组织，社员没人领导，明年叫上滩的社员喝西北风啊？”
“哪，你的意思是……”郭永明问。
“我的意思很简单，还叫陈宫山、何玉林干。你们可以打听打听，陈宫山、何玉林在群众中的威信怎么样，那可是个心里装着社员没有私心的人呐。”
“对，应该叫陈书记、何大队长继续干。”
“这俩可是好人，有错也是为了咱上滩的社员。”
“他俩干也行，换个年轻有干劲的也不错。”
“大伙信得过他们，还是叫他俩干。”
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其中多数人拥护陈宫山、何玉林。郑主任蹲在墙角，皱着眉，眯着眼，边听边默默点头。
公社韩副书记闻讯来找郑主任，在房东家的热炕上，韩副书记谈了他的想法。他说：“进村以来，我分别找村里的党员和大队、生产队干部了解情况，有些同志认为，陈宫山、何玉林背着领导退自留地、自留树，助长了资本主义倾向，问题是严重的，工作组对他们开展批判斗争是应该的；有些同志认为，上滩社员的生活比较困难，群众的觉悟还不够高，陈宫山、何玉林迎合了落后群众的意见，是好心做了错事，不应该对他们上纲上线；还些同志认为，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是中央文件允许的，全国农村这种情况十分普遍，陈宫山、何玉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错误。相反是工作组左倾冒进，脱离群众。通过调查了解，多数党员干部认为不应该撤销陈宫山、何玉林的职务，现在，上滩还找不出比他俩更合适的人选。”
郑主任听完韩副书记的意见，迟迟没有表态。郭永明忍不住问：
“老韩，你个人意见怎么样？”
“我认为应当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恢复陈宫山、何玉林的职务。我准备向公社党委写个报告，请公社党委作出决定。现在主要是怕工作组这边不好接受。”
“工作组的工作我来做。”郑主任发话了，“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上滩的问题不能再拖了，必须快刀斩乱麻，扭转当前的混乱局面。不过，”郑主任有些担心，拧着眉头说：“就怕陈宫山、何玉林不愿意，这段时间又是批、又是斗、又是游街示众，俩人肯定伤透了心。真让他俩再度出山，恐怕不那么容易。”
“这你放心，”韩副书记表示：“老陈、老何的工作由公社党委来做。这俩人都是上滩的老党员，我对他们非常了解，本质很好，觉悟很高，尽管受了些委屈，但党委定了的事，他们还是会坚决照办的。说实话，当初收自留地、自留树，连我们公社干部都没有真正想通，也不能完全怪老陈、老何他们自行其是了。”
古城公社党委很快作出了恢复陈宫山、何玉林领导职务的决定。这天下午，郭永明陪着郑主任来到上滩，在大队办公室召开了工作组全体成员会。
这段时间，村里班子瘫痪了，工作组指导工作失去了纽带，原先跟着李渭生闹腾的团支部书记、民兵连长何秋生越来越不得人心，在群众的压力下，连他自己也打了退堂鼓。李渭生、张晨一伙成了孤家寡人，在上滩再也神气不起来了。好在有公社的老韩在村里维持，不然恐怕他们连吃饭都成问题。
郭永明看得出来，郑主任对上滩的工作尽管很着急，不满意，但也不敢说得过多，这显然是由于投鼠忌器。李渭生是秉承X副书记的旨意，否定李渭生，也就是否定了X副书记。最近一段时间，省里正在开革命委员会全体会议，X副书记指挥派性头子牛司令，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冲击会场，冲击省委办公大楼，围攻省委贺书记。X副书记抓上滩这个点，就是冲着郑主任这个所谓走资派来的。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揪郑主任，目的是为攻击省委贺书记提供炮弹，以实现X副书记“打倒XX省的孔老二”取而代之的目的。郑主任清楚其中的利害关系，在工作中有些缩手缩脚就不难理解了。
工作队员到齐以后，郑主任首先宣布了古城公社党委的决定：“上滩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宫山、大队长何玉林，违背上级决定，擅自退还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犯了严重错误，公社党委作出撤销他们职务的决定是必要的。鉴于二人已经承认了错误，决心改正错误，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公社党委决定恢复陈宫山、何玉林同志的职务。望二人在今后工作中深刻认识错误，切实改正错误，大干快上，夺取上滩大队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听完公社党委的决定，李渭生、张晨及袁芳一脸愕然。
“复辟、反扑，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反扑！”
李渭生站起身，一边像狼一样来回踱步，一边咬着牙，瞪着眼，晃着拳头嚎叫：“看见了吧，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他突然猛一转身，指着郑主任鼻子叫嚣：“郑维民，还记得文化大革命中你为什么被打倒吧？你追随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现在文化大革命搞了八年了，你仍然死不改悔，支持、纵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陈宫山、何玉林，反攻倒算，灭人民群众的威风，长阶级敌人的志气，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农业学大寨，其用心何其毒也。”
“李渭生！”郑主任猛然一拍桌子，大喝一声：“你不要乱扣帽子。你说的阶级敌人是谁，是陈宫山、何玉林吗？他们给社员分自留地、自留树，符合党中央、国务院的农业政策，《农业六十条》明确规定，生产大队可以拿出5%的土地作为社员的自留地，这个《农业六十条》目前仍然有效，这一点你明白吗？”
“什、什么《农业六十条》，我不知道……”李渭生一脸茫然。
“不知道你就不要随便乱打棍子。告诉你，公社社员的自留地，是国家政策允许的，不能作为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这是《人民日报》社论中早就明确的。”
“《人民日报》社论，什么时候？”李渭生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先不说你们批斗陈宫山、何玉林对与不对，单说你们成立什么清缴小分队，随便抓人打人就是极端错误的。我上次叫你们学习一下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式方法的论述，你们学了吗？肯定没有学。”郑主任翻开他的笔记本，找到一页，一字一顿地说：“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么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李渭生，你在上滩搞得这一套，是在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吗？许多社员家里穷得叮当响，吃了上顿没下顿，你们竟然狠心去挖粮、要钱，你们还有良心吗？还有群众观点吗？”郑主任喝了口水，缓了口气，又说：“你们可能觉得挖粮、要钱是在堵资本主义的路，体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但是你们想到了吗？恰恰相反，这样做是在堵群众的活路。毛主席还说过，‘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如果你们的政策措施不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就会搞命令主义，就会犯左倾冒进、瞎指挥的错误。’毛主席还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并切实贯彻到我们的工作中去。”
郑主任引用毛主席的语录，讲得有理有据，斩钉截铁，但对李渭生来说，就如同对牛弹琴。郭永明看到郑主任把李渭生批得直翻白眼，哑口无言，心里真是有说不出的痛快。真不愧是老八路、老干部，说话办事就是有水平。他对郑主任胆小怕事的印象开始改变，从心里更加敬重这个有水平、有能力的老干部。
晚上，躺在炕上，郭永明充满敬意地问：“郑主任，你懂得真多，对党的农村政策这么熟悉，这么了解，真不简单。”
郑主任“嘿嘿”一笑：“我不是懂得多，而是平时比较关注。我一直干农业，干什么就爱研究什么。这些年我一直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党中央、国务院有些什么精神，报纸广播里有些什么动态，我都搜集起来。前几年我‘靠边站’，本想着用不上了，谁料到还让我带这个学大寨工作队呢。”
“国家为什么要给社员留自留地呢？”郭永明问。
“给社员分配自留地，目的是调动国家、集体、社员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这是由我们国家当前的实际条件决定的。”
“为什么呢？”
“毛主席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说过，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而不采取别样的政策，是以现时中国的国情为前提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实行共产主义社会的按需分配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文化还不够发达，物质财富还不丰富，所以我们不能跨越历史阶段。收社员的自留地、自留畜，在大寨这些先进地区可以，但在上滩、河湾这种地方，经济比较落后，群众觉悟程度不高，硬要实行这样的政策，十有八、九是行不通的。”
“你说得有道理。不过我看李渭生、张晨这些人不读书，不看报，不一定听得进去。今天李渭生的态度就没有多少变化。他的态度怎样还在其次，就怕他到X副书记那煸风点火。他和张晨是X副书记的狗腿子，他们要告你一状，恐怕就要大难临头了。”
“我已经是老运动员了，撤职、批斗早就习以为常。说实话，开始一段时间我还真想明哲保身。我这安排工作才一年多，真不想惹事啊。可李渭生、张晨的做法太出格了，已经影响到党的事业、党的形象，损害到群众利益，我就不能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X副书记放不过我，要抓我的把柄，那是迟早的事情，躲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我决不能因为惧怕权势而放弃原则，大不了再次被打倒，继续靠边站，没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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