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
中国人是非常讲究乡情的。走到天南地北，人地两生的区域，若能遇上一个说得通话的人，哪怕在此之前从未见过，也是天大的好事。相互定有说不完的亲热，无庸疑的信任。相通的语言是最基本的信物，同乡的口味是最高档的交流。
乡情不同于一般情，在不同环境内，有不同的品级：要是在国外，只要是华人，能讲普通话，就是老乡；要是在国内，就要分籍贯了；在本省内，老乡的概念就要精确到同州同县；而在本土，则严密到必须同宗同姓，三代瓜葛的“堂表姑舅”亲了。
整天在外边跑动的驾驶员，对这种观念更是珍之又珍。在千百里的盘山道上，山林来去勤，人兽少见形，莫说天地小，几乎超凡境。一般人之间的对话可说是有金难求，偶尔遇上一个能操方言乡音的伙伴唠上几句，岂不是天赐的欢喜，地赠的得意吗？
滇西北的公路上，有成百上千来自外省外地的驾驶员。这些人颠簸了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找到几个老乡，所以他们尤为崇尚乡情。若是实在找不到，做为补救措施，他们又发明了认点“半老乡”的奇妙方法。比如，广东人与广西人，上海人与江浙人，北京人与河北人，东北三省的关东汉子，等等，都称为半个老乡。虽不很亲，也比身旁人特殊吧。
开车的人对这种乡情相当看重。同队没有的，就与别的队认；同站没有的，就与外站的交。跑出外地，无论在何方的大城小镇上认识了一个，都刻骨铭心。即使半年八月不打个照面，也不影响双方的友谊。若在城里这样的交情早冷淡了，可在他们这里却不会，心上的人名是一辈子也抹不掉的。
做为车队人员的流动中心，管理员对驾驶员的人际交往和业余文化生活，自然又有高见。他对各类人员都谈得拢，讲得开，人人都说他的好，连被他贬斥得一无是处的周永福，在走之前都要给他打拱鞠躬。队上的工作他样样精通，领导想不到的他常会提个醒，出了差不推托，有了功不争利。十年中，总站组织部门几次想调动他的工作，都被车队挡住了。
昨天，由总站联系，在州驾驶学校考了个正式的驾驶执照。回来后没有急着向人们公开，他这种人，习惯做惊人耳目，令人咋舌的事。别看刚过年车队上就出了胡少杰的丑闻，弄得整个标兵队人人垂头丧气，唯有他对此事满不在乎，又在暗地里计划着为车队挽回声望的措施。几天之内，四车队又发生了两桩大事，让旁边的兄弟车队惊叹不已。
头一桩事，是把那附有传奇色彩的台球桌搬进了空荡荡的大厅中央。这天下午，他突然从外面闯进大楼，站在走廊的一端，朝里边大声喊道：“喂，各队在办公室的大活人，都出来呀，帮我一把。”
声音一传到底，乐于帮助朋友的下关人，从不吝惜为人出点力，哪怕素不相识，何况日常好友。一会儿就出来了十来个人，跟着他朝外走。当人们发现停在大楼面前的车子上，竟放着一张台球桌时，不觉叫出声来：“哇！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还能从哪？大商场呗。有人卖就有人买，我们队买的，来，人人搭一把，帮我抬进去。大家都有份，以后一起玩。”管理员略带得意的笑道。
如此高雅新式的玩具，除了电影上见过，没人想到会进入最底层的苦力职工的业余文娱生活中。哪个不觉得手痒痒的，也想操起棍子捅上几下。大家在管理员的指挥下，众力齐发，很快把大桌子抬下车，搬进楼，安放在四队的大厅里。
没过几分钟，消息立即传遍了大楼里的各个车队，来望新奇看热闹的人又从各个角落钻了出来，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而几个年轻的驾驶员，已在迫不及待地抢起了球杆。虽然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懂得规则，但捅一球打一球使之落网的基本法则还是知道的。他们急不可奈的干开了，一下这个的手拐在背后老司机的腰上，一下那个的杆捅在旁观的老队长的脸上，笑声一片，骂声一片。
管理员见场内如此混乱，开心的笑起来。他知道，此时的形势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让他们乱几天吧，等初起的兴奋感过去了，再慢慢调理。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把发票和剩余的钱交还给财务员，喜形于色地说道：“没想到吧？又有几天好闹的了。”
“哪能想不到呢。一来要钱，我就想到了，你这人玩啥怪，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多叫几个人去。”
“叫人就显不出我的能耐了。告诉你，是我一人拉回来的。”说着又将小本丢在玻璃板上。“我现在是四车队的第一百号驾驶员了。”
“呀，这么快就弄到啦？说说看，下一步打算朝哪边发展。”财务员看见的是常见的驾驶执照，也替他高兴。
“暂时不动。车队乱成这样，跑得掉吗？不过你还得帮我使使劲。”
要使劲的就是第二件事，居然让年轻驾驶员顶在书记的位子上了。
许进山请探亲假离去，给四队的工作留下一个的空缺。还算好，经过长期锻炼的管理人员队伍，也同驾驶队伍一样过得硬。在这种急变时期，没有谁安排，各人就你伸一手我抬一腿地补到了身边的空位上。比如，早晨的学习由管理员一手主持，有关党内事务由安全员全权负责。其它日常琐事，还有财务员、计统员担着。所以，缺少书记的车队并没有在工作上造成大的影响。对众人的表现，队长易天昭感到非常满意。他不必抽出本来就很紧张的时间和精力来顾及应属于书记的工作。这段时间，他依然象过去那样，全力投入习惯的圈子。
平静了几天，有党员来找队长谈了，说近来别的队的党支部都生机勃勃的，党员学习也红红火火的展开了。他们埋怨车队，书记不在就没人管了，连正常的支部生活也熄火了。
易队长听一个讲了还不当多大事，对二个也只是应付性的点点头，三个四个，说得多了，就觉得不过问一下也过不去了。只好在百忙中抽出点时间，召开了个支部大会，车队的性质就这样，有几人在家就几人。专门讨论这个事情。
会上，易天昭毫不掩饰地做了一番自我批评。然后，又诚恳地向大家表明了实际困难。“你们都清楚，我本人文化水平低，真叫我停下别的工作来抓这个，我也搞不好，请大家谅解。”
大家对他的解释表示认可，但还是提出了批评。“我们心中也有数，队长有队长的工作，要你放下这头抓那头，并非上策。但就一直等着书记回来，也非良计。是不是能委托一人代理，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与会者都赞同这个主意，易天昭也认为可取。众人接着议论了一阵，开始大家把眼光都集中在老支委安全员的身上，准备把他推出来。管理员却极力推荐刘正荣，说年轻人脑筋灵活，其他人听他说得有理，也就一致通过了。
因为不是正式的组织调动，没必要做大范围的宣传，只限于党内同志知道就行了。
刘正荣一接受支部交给的新任务，真有点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势头。几天里，不光学习搞得热火朝天，党员的组织生活也抓得有板有眼，集体教育，个人谈话，还让党员们写“保证书，”或者说立“军令状”。人们普遍反映，又有几分刚入党时的气势了。
做完了办公室里的事，刘正荣又走到旁边的房间，和没出车的驾驶员，管理人员聊一聊。因为不是正式官员，谁也不用以打官腔的姿态应付他，都是兄弟之诚，好听的，难听的，期盼的，怨恨的，什么都照直说，即使非己之有，道听途说，东捡西摸的也没啥不可。
时间一长，附近的车队也听说四车队“副书记顶正书记”一事了。但谁也没当回事，以为不过是非常时期的应急之策罢了。那位年轻人，退伍还乡，功未传扬，貌不惊人，名不上榜。无非是做点例行公事，挨到许进山回来交帐。而刘正荣真正让老支书们张口咋舌，刮目相看的，还是在一次全站基层书记的碰头会上。
所谓碰头会，是辛书记来后，为更好地开展工作，约定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个月或两个月，由党委书记召集的学习会。主要内容是相互通报各单位情况，了解各部门的现实。顺利的进展，新出的功绩，意外的困难，反面的意见，在这里都可以无所顾忌的敞言。
这天下午，辛书记把十多个车间车队科室的支部书记请到党委的嗅客厅。
坐定之后，众人便争先恐后的谈论起这段时间的学习和变化。按常规这是一个高潮，前个把小时发言的都是口齿伶俐，能言善辩的人。高潮过后，才轮到那些言谈迟钝，水平普通的支书，尽管会场的气氛渐渐凉下来了，但能给个心平气和的讲述机会也就很知足了。
坐在边角上不显眼的大沙发上的刘正荣，是头回参加这类没有明确中心的学习会。一直仰靠着没吭声。等到差不多没人说了，才正了正身子，开口道：“各家的工作都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抓不住特点，只是一味的加紧表面上的学习，少不了还要重走过去的老路。”
这类话近来经常提起，不是新鲜玩意儿，自然没有引起听者的重视。
“我觉得，研究工作的时候，应该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实事求是上面。就是说，不要认为我们花费了劳动，就是一种功劳。而要细心想一想，在所花费的气力中，有几分是有效的，有几分是空虚的，摆样子的。还有几分是白费的，完全多余的。”刘正荣继续说道。
辛书记听出点异样的气味来，猜想这位小青年可能会捅到什么弊端。便朝他点点头，示意他大胆说下去。在场的老支书们，有的都准备离场了，这时不得不转向陌生的面孔。
刘正荣看看大家，就把前些天思考的一些想法抖落出来。“我到车队时间不长，对书记要做的工作还缺乏全面的了解。反正是碰头会嘛，也不管那些了，发现一点就讲一点。只要人人都有发现，凑起来就全面了，对不对？所以，我的管见可能很片面，很偏激。”
“对，不用顾忌任何方面，讲出来就是收获。”辛书记给他鼓励。
“我要说的是车队团支部的事。”刘正荣一语点明发言的主题。“团支部各队都有，我初步调查了一下，基本上都是老大难。什么原因呢？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在车队人数不多，而驾驶员的特点又是单兵作战，行迹不定。要求定期开展组织活动是困难的，叫谁主持也没辄。若再强求发展组织，举办活动，更是没有边际的空话。”
多数车队的老支书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团支部的工作可说是年年讲，月月抓，只花力气不结瓜的老问题了。久而久之，谁也没有好办法，又有人嘲弄道：“共青团，令人烦，超龄书记三十三。支部元旦发通知，凑人集会是大寒。”话虽过于夸张，却也不乏有其真实的成分。象这样几个月开不了一次会的组织，有和没有相差无几。于是，干脆把它挂起来，随便推个青年做团支书，上面有啥指令或会议全由他应付，能搞成啥样算啥样。当听到车间机关的团员做出什么成绩，支部如何优秀精干，只能遥遥兴叹，埋怨自家缺乏人才。
“车队现有的团员状况是怎么样呢？一般说来，没有正常的学习和教育，组织观念普遍淡薄。可以说，多数人早已忘记自己是共青团员了。在里在外都一样，随波逐流，再不用先进青年的标准来约束各自的行为了。包括一些以前在学校，在部队曾经相当不错的团干部，也是这样。”刘正荣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日子了，其间专门找人做过多方调查，此时说出这样结论性的语言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另一方面，青年人刚上车，正是学习技术，积累经验的黄金时段，单纯鼓励他们的先进性，起模范带头作用，是不真实的，没有意义的，甚至可说是无稽之谈。”
他的分析基本切合实际，老支书们大都遇到过同类的麻烦，只是没人这等明确的提出过。有人问道：“你打算怎么改变这种半死不活的现状？”
“想过一些，但没有根本的好办法。按兵法的‘破釜沉舟’计，我考虑，与其空挂着，不如一扫光。是不是就撤消掉团组织的建制，轻装前进，抛开所有出力不讨好的事，集中精力干正事。”
这样的想法太出乎意料了。长期以来，有不少人对此感到棘手。可再到哪一步，也没有人会想到要把团组织撤掉，真可谓大逆不道，违反了正常的企业纲领。它立刻遭到没有商量的尖利责难。更多的人则转向辛书记，看他什么态度。
“不行，不行。这完全违背了党的青年工作的基本原则，宁可空挂虚名，也不能撤。”几个老支书没经细致思考，就提出了尖锐的反驳。
“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接受。纯粹是信口开河。”当人们晓得这个年轻人并不是正式的支部书记，而仅是顶空暂管的普通驾驶员时，更对他的提议充满愤懑，甚至怀疑其用心是不是另有所图。
辛书记也感到意外。他沉住气，不露出任何反应。听了几个支书的议论后，他想了想，继续让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都表个态，反对还是支持。”
“好象也有它的道理。”没理解的多做模棱两可的退避。“可是，又不太合适。”
“他说的不光是道理，而且有很多的是事实。”也有同意这种看法的。团委书记杨亚林正襟危坐，若有所思的说道：“我也是从车队上来的，对开车人搞团支部活动确实深有同感。说实话，当时我做车队团支书时也曾有过同类的念想，但没敢提出而已。为什么呢？一是眼光看不到这么远，二是思想放不开这么宽。现在虽然还不能下结论，但我还是承认他的见解是有独到创意的。只是青年工作不可能完全放弃，真的撤消了团支部以后，这些工作该怎么安排，也要先有个考虑。”
辛书记提出疑问：“用发展的眼光看，车队驾驶员的年龄结构必将朝年轻化转变，青年工作将是日后车队的重点，这想过没有？”
“想过。刚才说的状况基本不会动，所谓年轻化大体是扩大三四十岁的中年集团，减少五十以上的老年司机。可以直截了当地指明，政治学习，法律教育由党支部负责。车队的团员，是党的后备力量，积极上进，自愿向党组织靠拢的，可以当做培养对象，以党员的标准教育他们，要求他们。那些作为平平，不求进取的，不妨让他们退团。当然，即使做为普通群众，党支部也是负有责任的，这与正常工作并不冲突。”刘正荣开始做比较具体的解释。
“如果团委组织搞些文体活动，车队青年人参不参加？”
“一般说来，因为工作条件所限，能参加的机会很少，不到百分之十。这是特殊环境造成的，谁也不能怪。一定要参加，可以由工会出面组织。这也符合工会工作的条例。”
这个突兀的议题，超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范围，一时难让人接受。不少习惯照常规办事的人立刻提出反对的意见：“工会是工会，团支部是团支部，怎么能混为一谈。”
辛书记摇了摇手，止住那些没完没了的争辩，说道：“今天的碰头会就到这儿。小刘同志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义，非常有价值。最后怎么决定，我还要考虑，这里不做任何表示。我要说的是，小刘同志能提出这样独特的观点，非常好。碰头会的宗旨就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我希望每一次都能听到做基层工作的书记发自生产第一线的能够明人耳目，惊人心胆的论点，就是讲错了也没啥。如今是改革开放了，早不是那种一句话就要枪毙人的年代了。你们要彻底的改革，完全的开放。我们现在的工作作风，有一种相当不好的成分，安于现状，左顾右盼，小脚女人，起步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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