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博士的笔记本
醒来发现mp3已经自动关掉了。
又是一个星期天。
好想在床上多睡一会儿。
昨天回忆起了好多往事。
现在竟然都不记得了。
他们呢？
好像都出去了。
还是起来吧。
肚子好饿。
咦？这是谁的方便面？
应该是宋博士的吧。
反正现在食堂里也没卖的了。
不如索性——
管它的！他都一个星期没和我说过话了。
吃他几口面，他也不会再多说几句的。
嗯，好香啊！
真好吃！
咦？宋博士的笔记本。
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
宋博士笔记本里的内容：
我一直以为德国民歌“好久不相见”在哥德堡变奏曲的主题里，后来通过阿申在音乐会上的介绍才知道那是第三十变奏。我最衷爱的一个唱片版本是古尔德1981年的录音。开头第一段的主题，老迈的大师用一种慢得可怕的速度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地敲击着琴键，让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弹完此曲，随着一个重重的锤键，第一变奏开始，大师好像又变得和二十六年前一样年轻了，时不时出现在音轨里的轻声哼唱，有如鬼魅般迷离，老年的古尔德完全沉浸在内心的愉悦之中了，面对死神的召唤他竟能表现得如此从容淡定！尽管已是凌晨，我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不知CD是否已经放完，我只能借助于听觉的惯性隐约感到演奏还在继续，仿佛演奏家亦已随着无穷尽的乐音滑入到星辰的璀璨之中，进入了永恒。——小勉
每一个人都会去一个地方，我希望我要去的地方是个图书馆。是的，我是个作家。人们都这么称呼我。这只是个空洞的称号。人们记住的只是我的名字而已。我死后，人们还会偶尔提到我的名字，而我则被彻底遗忘了。我生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名字而做的，我自己却什么也得不到。我是我名字的傀儡。并且我不再想写下去了。我累了。声名把我拖垮了。我舅舅有家小店铺，他看见我整天无所事事，便让我来看店。小店主要经营皮具，生意很冷清，看的人多，买的人少。倒是旁边的性用品商店，每到晚上，总有那么两三个中学生鬼鬼祟祟地跑到柜台前面问：“那边那个娃娃多少钱一个？”第一次感受到牝门之美，是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在《家庭育儿百科全书》上见到的，至于脸红了没，心跳了没，皆已忘记，只记得当时是肯定没做坏事的，只觉得用笔画出来的图总不解渴，总是想着看看真家伙。那一年，书店的贵重书架上摆满了人体艺术画册，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便随手挑了一本翻起来，旁边站着两个店员，总在那儿小声说着话，我只听到她们说什么：“这么小就……长大还怎么得了？”搞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人家汉武帝的厕所里面还站着一排侍婢呢，要我就肯定尿不出来。有人说中国现在正处于一个拜物拜金拜权的时代，需要一场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在除去了一切形式的权威主义之后，要重新肯定理性，肯定个人，肯定平等，肯定自主的选择，“至于选择有没有限制的必要与可能、多元是否涵盖着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则要看我们准备给多元主义什么样的道德限制”，“在满足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后，我们是否考虑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接受这个世界对我们的种种指令之后，是否能停下来听一听自己的内心在诉说着什么？是否考虑也许从此以后，按照自己的内心去生活，而不是让内心像一只壁虎似的不声不响地趴在墙上？……并按照自己的内心，去表达对于他人的善意和敬意？倾听他人意见如同希望他人倾听自己的意见？尊重他人如同希望他人尊重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仅仅适合表达愤怒和怨恨，而不善于表达理解与爱意？变得擅长与他人之间的进攻与反击、怀疑与猜忌，而不是接纳与包容、信任与支持？我们背后有着怎样的力量，使得我们变得恐惧、暴躁、匆忙仓猝，而不是勇敢、宁静、从容镇定？”梁濑溟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贫弱崩溃均可归于老中国缺乏团体生活这个缺陷，如何救治？通过乡村建设为民族重建一组织构造”，“乡村建设无非是从土地开始的国家建设而已”，“他的保守不过表现在，坚持必须从家庭伦理着手进行团体生活的礼俗建设。这是梁一以贯之的信念”，但是，“对于传统社会中家庭之间以什么样的习俗与制度发生关系？对于传统社会中皇权与绅权的双向制衡关系，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不断加强的国家权利对这种双轨制相互关系的破坏及造成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梁的缺陷”。《锵锵三人行》里有位先生说得很对，这种从“家”到“天下”的宗法联系就是在《白鹿原》所描述的农民毁掉祖宗祠堂的那一刹那断掉的。为了打发无聊，我找来黑格尔读。我读到这里：“死亡，如果我们愿意这样称呼那种非现实的话，它是最可怕的东西，而要保持住死亡了的东西，则需要极大的力量。柔弱无力的美之所以憎恨知性，就因为知性硬要它做它所不能做的事情。但精神的生活不是害怕死亡而幸免于蹂躏的生活，而是敢于承担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精神只当它在绝对的支离破碎中能保全其自身时才赢得它的真实性。精神是这样的力量，不是因为它作为肯定的东西对否定的东西不加理睬，犹如平常我们对某种否定的东西只说这是虚无的或虚假的就算了事而随即转身他向不再闻问的那样，相反，精神所以是这种力量，乃是因为它敢于面对面地正视否定的东西并停留在那里。”我继续读到：“世界进程于是战胜了与它自己对立着的德行，战胜了以无本质的抽象性为本质的德行。但是，它并没战胜什么实在的东西，相反，它只战胜了本来不是差别的差别虚构，战胜了一些堂皇的议论：如什么人类的至善，什么人性的压抑，什么牺牲为善，什么误用才能，如此等等——像这样一些理想和目的，归根结底，只是一些空话，它们使心地高尚，使理性空疏，他们努力建设，但是毫无建树；这些夸夸之谈，只说出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自以为其行为符合于这样高贵目的的、沉溺于使用这样优美词句的个体，是它把它自己当成了一个优秀的本质——这是一种吹嘘，这使自己和别人都为之冲昏头脑，而冲昏头脑总是出于一种空的傲慢自负。古代的德行，本有它一定的可靠的含义，因为它在人民的实体里有它内容丰富的基础，并以一种现实的善，已经实际存在的善作为它的目的……但现在所考察的德行却与此不同，它已脱离了实体，它是一种无本质的德行，它是一种只属于缺乏任何内容的观念和词句的德行……我们这个时代有教养的人，显然已经，即使是不自觉的，确信这些高谈阔论是空虚无物，因为对这整堆词句的内容及其发表的方式，谁也不感到任何兴趣；人们之对它们失掉兴趣，这具体表现在，它们成了仅仅令人无聊的东西。”
大虫拿起一幅眼镜问我：“你看我戴眼镜好不好看？”
“像余秋雨。”我说。
“为什么都说像他呢？真是气死我啦！”
“怎么，你很生气吗？”
“我告诉你余秋雨的东西怎么不好。说其他都是扯谈，举他的三个具体作品：《道士塔》、《老屋窗口》、《苏东坡突围》。余秋雨写东西总是预先设置一个X，然后一切都往那个X上去靠。这个X在《道士塔》里就是以王圆篆为代表的中国人是多么愚昧，他余秋雨是多么重视敦煌文物的价值——恨只恨没早生几十年；这个X在《老屋窗口》里是什么呢？是那个天真纯洁的村姑是怎样受到封建顽固观念的摧残迫害的，而在故事中作为‘我’出现的余秋雨又是唯一一个能够同情她的人，以显示‘我’多么地富于人情味，见识有多么地高；而《苏东坡突围》里那个X就是苏东坡作为一个伟大的文人，‘我’与他是多么惺惺相惜，‘我’为他所遭受的待遇打抱不平，从而‘我’与伟人靠得更近了。然后与X相对应，还另外存在一个Y，这个Y不时地想吞噬掉X。这个Y在《道士塔》里就是那些来敦煌的外国人，在《老屋窗口》里就是愚昧守旧的村民，在《苏东坡突围》里则是那些迫害苏轼的小人。余秋雨的早期散文都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写的。他在后期试图突破这样一种模式，但仍然是借伟人来抬高自己，迎合社会的主流心理。这种宣传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东西，不能说它有什么害处，但也没有什么好处。”
被时人称为“泻卿”的元代杂剧作家高文秀，有一部叫做《双献功》的剧目，写李逵自告奋勇，愿做孙孔目的护壁，护送其夫妻二人去泰安进香。途中，由于权豪势要之家的“白衙内”拐走孙孔目的妻子，又倚仗权势，将前去告状的孙孔目打入死牢，这惹翻了自称“黑爹爹”的李逵，他设计进入牢房救出孙孔目，又在夜间潜入“白衙内”家，杀了奸夫淫妇，并用布蘸血在墙壁上写明“是宋江手下第十三个头领黑旋风李逵杀了白衙内的。”同时代还有一个叫石君宝的人，写了一个叫做《秋胡戏妻》的本子，秋胡与罗梅英新婚才三日，秋胡就被抓去当了壮丁，一去十年，梅英在家苦守，相当于守寡，及至秋胡归家，夫妻俩已不相识，没料到秋胡竟调戏了梅英，当梅英得知她苦等了十年的丈夫已做了高官，娶了三房妻妾，毅然向秋胡索要休书，一刀两断。
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在前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是容不下“奸夫淫妇”的，而在“奸夫”和“淫妇”之中，恐怕“淫妇”是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的——只听说过“不守妇道”，从没听说过“不守男道”的；而在后面的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男人是怎样惨无人道地对女性进行性剥削的，在中国男人的意识里，从来就没有将婚姻生活放在前十以内，于是多少年轻女性的生命就这样在年复一年的“守活寡”中被残酷地剥夺掉了，为什么只允许男性纵欲无度，而从来就没有人指出过女性的生理需要呢？（这样看来，丹麦男人也很变态）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潘金莲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却被明显患有**短小等一系列性功能障碍的武大郎的弟弟武松斥为“淫妇”，天下哪有这般的道理？明明是自己没有这个能耐，还要怪别人是“淫妇”，恶心，实在是太恶心了。还有杜十娘和李甲，霍小玉和李益，谢天香和柳永，就连杂剧《柳毅传书》（不是唐传奇《柳毅传》）中的柳毅也是看上了龙女的美貌，《张生煮海》里的张生则更是为了过上奢侈的生活。还有《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为了谋求那一点可怜的生理需求，竟以狮猫惊死李瓶儿之子，使其悲痛身亡。这举不胜举的一幕幕人间惨剧是谁造成的？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中国男人的变态。源氏也玩弄女性，但这仅仅限于贵族。卡列宁也从不指责安娜是“淫妇”，还要体面地维持现状。
喜欢《多啦A梦》的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大雄为什么总是受欺负的对象呢？
与性格无关，要说性格懦弱，小孬比大雄差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小孬就能够有欺软怕硬的资格，而大雄则没有呢？
我们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剧情所透露的来看，大雄的父亲顶多是个小公司的中层职员，母亲则是一介家庭主妇，连别人送礼都送的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在《XYZ照相机》这一集里，有个人上门来拿出礼物说：“つまらないものですが”，意思是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就请收下吧，这个时候大雄刚好跑出来，他用XYZ照相机一照，结果礼盒里面是肥皂，还真不是值钱的东西，因为不懂事的大雄让客人当面很难堪，结果被他妈轰了出去。而多啦A梦给大雄照相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雄不用花钱也能将书店里的漫画看完，大雄连买本漫画的钱都没有，可见大雄家穷到了什么程度。
胖虎家呢？他们家好像是开杂货店的吧，属于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以团结和拉拢的对象，但这个阶级大多出身下层，身上带有了许多小市民的庸俗习气与粗鲁性格，比如裸睡、从不打扫房间、爱欺负人什么的，但他们只是心智未开，本质上是善良的，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假以时日，一定会站到无产阶级阵营这一边的。我们就经常看到在故事的结尾，胖虎抱着大雄那单薄的身躯，痛哭流涕，这就是我们统战工作取得成功的最佳证明。
至于小孬这种买办资产阶级，其骄奢淫逸的性质就决定了他们必将灭亡的命运！
胜利必将属于无产者！
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
这是什么玩意嘛？翻到后面：
如果非要我举出一个我比较欣赏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这个人非罗蒂莫属。因为很少有人既关注詹姆斯和杜威，又关注柏格森狄尔泰（德国哲学从being到exiting的关键性转折人物）的，也很少有人将海德格尔、昆德拉与狄更斯同时放在一篇文章里的（《海德格尔与其他哲学家》），更因为后期的罗蒂对文学所抱有的异乎寻常的亲近态度（让我在哲学与文学之间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当然会选择文学，所以我当初报考的是文学专业，而不是哲学专业，只是被调济到了哲学系而已，这大概也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像晚年的海德格尔一样。他很有性格，我喜欢。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柏拉图、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是当时思想上的异类，只会向他人精确地重复前人观点的人只能做教授，所以邓晓芒教授是个优秀的教师，可他永远也成为不了康德，我们也都成为不了哲学家。罗蒂从现在看虽然还不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如果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海德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的话）。
罗蒂的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罗蒂看来，柏拉图是一面镜子，它所要探寻的是在它之外的东西，笛卡尔也是一面镜子，不过这面镜子所要探寻的却是从它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它们所追寻的都是事物精确的表象，罗蒂自己也是一面镜子，它要将它的视野重新转移到外部世界里去，而他所要追寻的是事物内在的协调性。直到黑格尔那个时代，哲学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科学进步的指导者，在那个时候，哲学所探究的领域非常明确，它不研究人的情感，不将个人的行为和事件纳入研究范围。千百年来，作为哲学主体地位的形而上学总是不断地努力去寻找那条永恒的单纯而美妙的旋律，直到在康德那里，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了关于形而上学的所有提问与建构，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便是最终的形而上学体系，甚至可以说，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康德所打下的坚固的地基上添砖加瓦而已，遗憾的是，有一天，一个叫做黑格尔的很贪心的泥瓦匠把这些全都给弄砸了，于是地基上又只剩下了一堆瓦砾，新的泥瓦匠们则不再寻求重建巴别塔的尝试，他们有的把地基上的瓦砾拿回家去一片片地做分析，他们之中的一个怪才说：“形而上学的语言是一种类似于精神布者的语言。精神布者讲话总是语无伦次、没有意义，别人听不懂。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是如此。形而上学哲学家不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在具体用途中考察它们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去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因此形而上学的争论是毫无结果的。”有的只关心生活在露天里而不自知的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有的坐在废墟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要死要活，还有一位老兄望着远处那座最近拔地而起的大厦说，啊，看啊，那里过去还只是一片荒原呢，我们要照它的样子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宏伟的大厦建立起来，可是我只是个泥瓦匠，钢筋结构的大厦该怎么造？于是生活在废墟上的人们不再寻求泥瓦匠们的庇护了，他们纷纷迁徙到那座钢筋建筑里去了，在那里，他们不用被太阳晒，不用被雨淋，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座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厦。带头的就是一群被称作实用主义者的人。还有一些怪人留了下来，他们热衷于将地基的石头撬出来改造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并宣称前人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被随意地解释。这个时候罗蒂出现了：“你们错了，你们都错了，世界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平等的，从来都是平等的，精英们，让我们来把这片废弃已久的荒地平整一下，我们要在上面植树造林，开赌场，电影院，文学沙龙，玻璃球游戏室，还要建教堂和实验室，这是最要紧的。”
皮尔士认为有四种确认信念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第一，固执的方法，第二，权威的方法，第三，先验的方法，第四，科学的方法，皮尔士对前三种方法都持批判态度，固执的方法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权威的方法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必须的，但它阻止不了人们对权威信念的怀疑和反对，先验的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只有科学的方法才不受到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像马克思一样，杜威赋予了哲学和哲学家以新的使命，创立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即：第一，在经验过程中，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永远是工具；第二，经验的态度对疑难和变化更有兴趣，疑难与变化意味着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有成功；第三，科学、知识的成功表现在对于具体事物的操作和控制过程中。“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独占，将在推动人类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有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和康德一样，实用主义者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也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认可的是一种将存在看作一切知识之根本基础的知识观。按照这种观点，认识论不应被理解为对我们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抽象条件加以研究，相反，它乃是对我们存在方式的状况和结构进行考察，此种考察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于是在戴维森那里，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从柏拉图的等级模式、康德的对立模式转变为单一模式的，也即戴维森反对二元论，反对“图示—内容”的二元论区分，反对真理是“与实在符合”的观念，但是又保留了世界的实在性，并提出“无需对照的符合”观，主张知识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语言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是一种随机因果的关系。在真理问题上，罗蒂将戴维森同詹姆士进行比较，詹姆士认为真理或“真”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对象，不是一个表示某事态的语词，“真”只是一个用来表示赞同的语词，罗蒂将其总结为“真理不具有说明性的用途”。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做的变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迎合科学至上主义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实用主义者那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为科学方法扫清障碍的附庸与鸡肋，随时可以置之一边，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当真理被贬低为临时性的话语的时候，信仰也就失去了它耐以生存的根基，可以说，实用主义给了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哲学以致命一击，既然形而上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那就只能成为一种人性生来的爱好，成为人类学（像早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成为拟文学（像晚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在罗蒂那里甚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有趣的东西”。我想，之所以会造成现在这种尴尬的状况，是不是和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否定性有关呢？如何决断？我不禁想起了一句口号：“回到康德去！”形而上学与科学本来就是不同的两个体系的东西，一个是为了满足人认识自己的需要，一个是为了满足人认识自然的需要，它们之间不存在谁统摄谁的关系，就像天空与大地，根本就挨不上，所以也没有任何争执的必要，在科学的领域，使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在形而上学的领域，特别是在道德哲学和审美鉴赏的领域，就必须使用康德的先验方法，以避免萨特和伊凡·卡拉马佐夫自由选择论的谬误，以及芙蓉姐姐现象的泛滥，这是我的一点看法。
唉，看来那天宋博士被我数落了一通，这个星期以来一直泡在图书馆里用功呀，难怪经常见不到他的。
真是难为他了。
这里还有：
我们在说一个东西是“真的”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同时说了两件东西，海德格尔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举了一个例子，比如我说“这枚硬币是真的”，按照流俗的理解，我是在说这枚硬币不是假币，不是伪造的，但是，难道假币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吗？于是“这枚硬币是真的”这句话也就包含了另外一层意思，即事物的实存性。
按照流俗的看法，那本真者，无论是本真之物还是本真之命题，是那正确者、符合者，在此，真理和本真意为符合，而且是双重意义上的符合，首先，某物与预先构想出的关于它的观念相符合，其次，某一判断所意指者与物本身相符合，这种符合性的两个方面在传统的真理定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这一传统的界定是：真理是物向感知的接近，但海德格尔指出，这句话的拉丁文意思也可以说成是：真理是感知向物的接近，然而，如此理解的真理只在客观的真理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尽管如此，前一个定义并不就是后一个定义的颠倒，毋宁说，每次谈到感知与物时，人们所想到的东西并不相同，前一个定义来源于基督教神学信念，即认为作为造物，它们符合在上帝心中预先构想的某种观念，真理在本质上总是意味着作为造物的存在与造物主相一致，在世俗理性的帮助下，对物进行筹划的可能性取代了神学所设想的创世秩序，这本身就是一条合乎逻辑的法则，客观的真理总是暗示着所讨论的对象与关于它的本质的或“理性”的观念相一致。于是给人以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这种对真理本质的界定独立于对所有存在者的本质的解释之外，与它们的“在”无关。必须区分两种非真理：命题性的非正确性是判断与物的不一致，客观的非本真性是存在与其本质的不一致，这两种情形都可以被理解为“不符合”。
我们所说的“相符合”也有两种不同的意义。海德格尔又举了两个例子，比如看到桌上放有两枚硬币，我们就说它们在外貌上相符或一致，很相像。但当我们说起其中一枚硬币时，我们谈到符合性：这钱币是圆形的，在此，已不是物与物的关系，而是判断与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判断与物在什么东西上相符合呢？钱币是金属制的，判断无论怎样也不是物质，钱币是圆的，判断是绝对无所谓空间的，你可以用钱币来购物，关于此钱币的判断却绝不能成为一般等价物，尽管两者有如此的悬殊，上述判断却一致于且真正代表了那钱币，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如何近似那枚钱币的呢？“接近或近似”在此显然不可能意为两个不同类的事物性质相似，关于钱币的判断与钱币发生关联的方式是前者对后者的表象，是再现了所表象之物的内在和外形以及它彼时的重要特性，此处的“表象”意味着让某物作为对象而处于我们的对立面，物在朝向我们运动时的这种作为持存之物的显示，是在敞开、显露的领域内完成的，此显露性并不是最先由描述所创造的，而只是自行进入描述并被描述所接受，以作为关系的范围：它们总是必须与某种显示为如此这般的东西相关联。这样，判断便屈从于一种指令，这种指令责成它去表达那是如此这般的东西，通过服从此指令，判断通过存在来纠正自身以达到正确。以此方式来指导自己，判断就是正确的，那被如此陈述之物就是真的。判断的正确性来自于行为的显明性，这意味着，它必须首先成为一切描述的某种标准，这已暗含于行为的显明性中了，但如果判断的正确性只因为行为的显明性才成为可能，那么必然的结论是，那首先使正确性成为可能的某物必然应首先被看作是真理之本质，即与其自身相符合，这样一来，那种传统的观念只把真理归结为判断，认为判断是其唯一的本质的本源便垮台了。真理之本源不在命题之中。真理不是人这个主体针对某一对象作出的某种正确命题，然后便将此命题作为“真”，真理是对存在的启明，通过这种启明，某种显明之物显现出来，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进入这种显明性的显露活动，由此，人真正处于他的存在之中。
对于信念中被允诺在那里的真理来说，对其作出真理性的描述不是真理与我们的观念相符合，而是我们的观念向着真理的方向无限靠近。这便是实用主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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