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底层女人的一生

    达斡尔族人少，解放初期只有5万多人。达斡尔族人居住的村庄汉族人越来越多 。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如果不是生长在民族乡，基本上都不会说达斡尔族语言了。

    她还没有忘记，但是，她的孩子已经不会说了。

    有汉族朋友问；‘你们民族和我们有什么不同吗？’

    ‘没有什么啊，达斡尔族不像回族不吃猪肉，满族不吃狗肉。没什么忌讳。 ‘’她说。

    在她的记忆里 ，有一种吃的，比较深刻，叫‘涛个捞‘’， 是一种用牛奶下的面片，把面切成一寸见方的小薄片，用牛奶做汤，放上糖，黄油，又香又甜。

    这种饭，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吃到。

    多年后，她想起小时候的滋味，做了一次‘涛个捞’。

    ‘哇 ，太腻人！丈夫，孩子都不吃，她自己也吃不下去了。

    因为现在的人，身体不缺糖和油。

    少数民族大多数都能歌善舞。小时候，谁家孩子结婚，过年过节，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唱歌跳舞。

    有一种舞蹈叫‘喊恳莫‘’撸胳膊 挽袖子，很热闹。她的妈妈 很会跳这舞，每次聚会，母亲都会上场。

    现在，她们都不会跳了。

    唉ｙ本上都被汉族同化了。也好，民族大团结，世界统一嘛。

    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民族老乡聚会越来越少。

    母亲说‘达姑日达姑日的冒，你妈哈么日的冒‘’。意思是；‘达斡尔对达斡尔不好，山羊对自己的鼻子不好’。

    大概是文化大革命时，自己民族老乡批斗父亲更积极些，母亲有些伤心吧。

    一天，桂荣的爷爷从街里回来说；‘电影院台儿上站着好几排人，都带着纸糊的帽子，那帽子可高了！有人领着喊‘’打倒牛鼻子老道！‘’

    ‘ 什么牛鼻子老道啊，那是在喊‘打倒牛鬼蛇神！’桂荣纠正她爷爷。

    父亲被抓前，是一个运输队的队长，这个单位是他和另外一个姓苏的复转军人带头组织成立的。那个一起组织者走了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就是一把手。母亲常说他是官迷。

    父亲小时候，有幸遇到东家大太太，让他跟在身边，耳濡目染，学会了很多经商的道理，因此，对经商很感兴趣。他愿意当官，自己说了算。

    父亲20多岁时，被国民党抓了壮丁，第三天，他找机会逃跑，没跑掉，被抓了回来。

    他说，那次，三天三宿没让他睡觉，站岗，迷糊了就打你。

    但是，一个月后，他还是逃了出来。因为，家里一大家子人要靠他养活。

    逃出来了，也不能马上回家啊，再被抓回去，麻烦就大了。

    在东躲西藏中，遇到了一位姓张的人，让他投奔内蒙骑兵支队。这样一直到新中国解放，一直在内蒙骑兵支队，当了一个小排长。

    有幸的是，枪林弹雨，只受了两次伤，一颗子弹从脖子边肩上穿过，一颗子弹从胳膊穿过，都没有伤及骨头。

    因此，父亲也算是一名光荣的复员军人。

    小时候，家里有一手绢包着五六枚奖章，放在火墙上边。动荡搬迁，现在，都没了踪影。

    上小学时父亲到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春节时，街道扭着秧歌，敲锣打鼓到家里送慰问品。

    文化大革命时，说内蒙骑兵支队是反动军队，档案也烧了，后期又平反了。中苏友好时父亲给苏联专家当向导和蒙语翻译。

    在她的记忆里，那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那时候，父亲是和蔼的，慈祥的。

    每次回家来，带回来的苏联‘大列吧’即长方形大面包。还有大米面饼，香甜，柔软，好吃。家里有一个大缸，装满了大米。她和三姐坐在爸爸的膝盖上抢着说，‘我的爸爸，’‘不，是我的爸爸。‘’

    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变了，生活上的压力，事业上的不如意，使他变得暴躁，易怒。孩子们都不敢到他身边。

    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国家进入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人们吃不饱饭，一个个都饿的面黄肌瘦，怎样填饱孩子们的肚子，是父母最大的难题。

    母亲夏天出去挖野菜，冬天到菜市场拣菜叶。

    父亲白天上班，晚上，星期天去钓鱼。

    老天长眼！那几年，海拉尔河鱼多。没粮了，天天吃鱼，有时吃完鱼后头痛的厉害，到现在，她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父亲会钓鱼，一排人坐那儿钓鱼，一定是他钓的最多。

    父亲说，有一天晚上，他一个人钓鱼，已经到了后半夜，钓鱼的人都陆续走了，父亲为了多钓点，还守在那里，鱼竿晃动，有大鱼！父亲钓上来一条一米多长的大鱼。

    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妇女，那时海拉尔还有一些没撤走的苏联妇女，儿童。这个女人大概也被饥饿折磨的睡不着，半夜跑到河边。她扔下伍元钱，抱起大鱼就跑，父亲追了一段，就不好意思追了。

    半夜三更，一个男人追一个女人，怎么好意思呢。

    那条鱼，那年代，能卖好几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