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与“滚大把”（1）

    每一个进了看守所的人，所方都要给照一次相。.如果中途案子升了或降了，转到新的看守所后还要再照一次。进几个看守所就要照几次。对于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人来说，即使时间不长，进的又是同一个看守所，也要进一次照一次。这是看守所为了给在押人员立档案用的。如果发生了越狱潜逃的事，这张照片就上了通缉令。从此该人算是有了“前科”，即使该人最后被无罪释放了，以后如果哪里发生了案件，有人提供了罪犯的相貌，警方也有可能把这张照片拿出来比对一番。

    当初进到市一所的第二天上午，我被提到楼道里照相。照相时，要站到一个底盘上，上面有一个直立着的米尺，可以标出身高。和我们检查身体时量身高体重的那个设备手差不多，不过这里只量身高，不要体重。手里要举着一块比头部略大的小白板，上面写有姓名。正面的一张、侧面的一张。照时，要把小白板举到头部的下面。正面的在胸脯上部，侧面的在胳膊的上侧面。大文豪郭沫若先生南昌起义失败后亡命东瀛时，曾因事进过日本人的看守所，也享受过此种待遇，后来还被他写入了自己的回忆录《洪波曲》里。.他描写的当年情况与我们现行的作法几乎如出一辙。可见，这套东西也是“引进”的舶来品。郭老先生当年还对自己手中举着那个小牌子犯矫情，说是本来不想举，可是想到就是自己不举，也会让人使用技术手段给添加到照片上，于是就自己举了。如今放到本人身上内心也是不想举的，这个动作带着屈辱，对一个自觉没有犯罪的人心灵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可很无奈，不举根本不行，如若反抗，等待你的只能是更大的屈辱。

    我不明白，既然法律规定，未经法院判决，并待判决生效以后，并不能确定一个人的罪犯身份。进到看守所并执行了逮捕手续的的人也只是被称为“犯罪嫌疑人”，那为什么该人还是不能得到普通公民的待遇。既然有技术手段能够把姓名之类加到照片上，为什么还非得使用这种有悖人格尊严自我举牌的作法。要说上个世纪技术手段可能还要复杂一些，而当今数码照相，计算机技术发达的令人难以想象，还有必要这样作吗？

    降到红看后，照样也要再照一次。不过红看的作法与市一所不同，不在牢门口的楼道里照。要凑够一批人，到专门的照相室去照。照法是一样的，正面、侧面各一张。当时在市一所时，“照相师”只问了我一句，核对了身份后，就是照相，没有二话。红看这里不同的是，这里的“照相师”还“兼管”审查案情，问的还很细致，遇有便于发挥的还要动用春秋“嘴”法，他当然就不用笔了，只用省事的办法——言语，口头上评论褒贬一番。

    我那天照相时，还遇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和我一起去的，我们号里还有一位。四十多岁，全身皮肤深褐色油光发亮如同一座古铜塑像。他比我进来的晚几天，很晚了接近半夜时分进来的。进号时，下身一条大裤衩，竟连上衣都没穿，赤着膊就进来了。这有违《在押人员行为规范》。《规范》第五条规定“男性在押人员不准赤身。”不知是在什么诚下被抓的，他根本就没有上衣，直到第二天天亮后才有人捐献了一件背心给他，算是遮住了上体。陆号长问他，他说是出租车司机，因为打架进来的。大家看看他，都说这哪像是司机，简直一个煤铺的二掌柜的，“气死张飞，不让李逵”。

    当时我们一起照相的有七八个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号的。一位四十多岁，长的人高马大，很粗壮，像是位女汉子。是在小百货批发市场以抓彩球为名，和几个人联手扎圈作套诈骗钱财的。这次进来是因为诈骗时弄炸了，人家抓彩之间识破了他们的骗局，幡然醒悟收手了。她和几个伪装的“托”，一看行骗不成，骗局还被揭穿，恼怒成怒，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下手开抢。人家报警被抓获的。“照相师”了解案情，壮女人语焉不详。但这种事社会上早有流传，行骗的手法也为人们所熟知。就是弄一袋子小球，说是抓上红的来给五百，抓上黄的来给三百，抓上绿的来给一百，抓上白的来，白抓。抓一次十元钱。这要有几个“托”在旁边带动不明真相的人来抓。“托”们这位抓个红的，那位抓个绿的，转瞬之间五百三百人民币就到手了。看得旁边的人眼红，交了钱自己去抓，却准保是白的，十元钱打了水漂。常惹得人不甘心，掏钱再抓，结果无论抓多少次，却次次都是白的。“托”们都是手里暗藏好彩色球装作是从袋子里抓出来，那袋子里其实都是白球。她自己虽然不说破，但“照相师”早已了然于胸，就贬损她一句：“这可够缺德的。”壮女人凄凄地说；“下岗了，没办法，我也是给人家打工。”看来也是想用下岗工人的身份博取众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