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德国古典哲学
第二天一早，匆匆忙忙吃过早餐，便赶去上课。今天讲的题目是“德国古典哲学总论”。
“一部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是有一条很明晰的线索把它们各自串联起来的。在巴门尼德那里，是不区分心灵和对象，主体和客体的，柏拉图的理念说则是一种很简单朴素的认识，并没有很强烈地意识到两者的本质不同，可任何人都可以发现精神与物质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明确的区分直到笛卡尔那里才得以实现，可是笛卡尔只偏袒其中一方，独断论必然导致怀疑论，康德为了调和二者，创建了他的先验体系。在康德之后，出现了许多攻击甚至否定这种体系的学说，它们尽管各说各话，但火力点最为集中的还是康德的实践哲学体系。例如费希特就认为康德的调和体系只是将两种不可能调和的敌对体系的碎片结合为一个怪模怪样的‘混合体’，他指出，如果人们不想陷入互相矛盾的境地的话，就只能在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选择一个，费希特还认为，人们是选择唯物论还是选择唯心论，其根据不是‘理性’，而完全取决于人的气质，他把人分为两种：一种人还没有或者还不能提高到意识他们的自由与绝对独立性的程度，因此他的自我离不开物的支撑，所以就选择唯物论，另一种人则意识到了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性，因此他无须外物来支撑他的自我，所以就选择唯心论。但他之所以选择了唯心论，也还有理论上的理由，他认为唯物论既以物自体为解释经验的第一原动力，所以它的对象就是物自体，但物自体本身则是理智抽象出来的产物，在意识中是不能指示出来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肯定它的存在。因此物自体是‘完全没有实在性’的，是‘纯粹的虚构’，是‘无价值的东西’。费希特的这种理论是一种典型的柏克莱主义，它的‘对象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实在的东西出现在意识里的，但不是作为一个物自体，而是作为自我自身’。接着，谢林开始了向斯宾诺莎的回复。谢林认为，‘我外有一自在之物作为第一推动力’这一唯物主义观点是人的一种天生的偏见，因为它不是以推论为基础的，所以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证明，那么，能否像费希特那样以自我为根据呢？谢林认为，这也是不行的。费希特认为非我为无意识的自我所创造，依赖于自我，谢林指出，无意识的自我就不是自我了，况且科学、经验的前提在于我们的表象与独立不依的事物绝对一致地符合，以致我们所认识的事物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对之所表象的那个样子，而在费希特那里非我是从自我里面产生出来的，根本就谈不上它们的同一问题。照谢林看来，为了得到真理与理论的确定性，客体与表象，表象与客体必须‘绝对的同一’，也即‘绝对的无差别’。于是，黑格尔的时代自然而然地到来了。黑格尔认为谢林所谓的‘绝对的无差别’是很可笑的，因为世界充满了矛盾，康德将知性与理性区分开是对的，但我们并不是在有限之外去认识无限，而是通过有限、扬弃有限去认识无限，康德发现了矛盾，但却‘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理性矛盾的真正积极的意义，在于认识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有相反的规定于自身。因此认识甚或把握一个对象，正在于意识到这个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由于黑格尔放弃了康德的调和态度，企图用‘暴力手段’将事实上的矛盾统一到一起，这个矛盾重重的‘统一体’很快便解体了。黑格尔之后便是费尔巴哈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看来，康德承认自在之物是真实的物，即离开人而存在的自在世界和被我们思维的客体，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自在之物的客观物质性，把它看作是单纯的思想物，这就向唯心主义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同时，康德承认感性对象、经验的对象才是现实的对象，才是我们思维的唯一材料，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错误则在于自相矛盾地否认感性对象是真理，而把它看作是单纯的现象、没有本质的感性实在。在费尔巴哈看来，感性、现实性、真理性应是同一个意义，感性世界就是无可争辩的客观真理，客观真理就是自在的、离开我们而存在的世界，客观事物和思想中的事物的这种差别是合理的差别，并不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真正的矛盾。”老师讲到这里，喝了一口水，接着道：“有同学想发言吗？好，小勉同学，你来说说。”
小勉站起身来，说道：“我们看到，无论是费希特所谓的‘怪模怪样的混合体’，还是谢林所谓的‘人天生的偏见’，还是黑格尔所谓的‘不可知的消极结果’，还是费尔巴哈所谓的‘向唯心主义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他们所攻击的，都是同样一个东西，即上帝是否存在，人类认识的限度。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说，他们无疑都是正确的，没有一个科学理论支持哪里存在着一个什么高高在上的上帝，不论这个‘上帝’只是一个隐喻还是别的什么东西，但是，他们全部都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即人有认识自己的需要和认识自然的需要，这和食欲性欲一样都是人的自然本能，和这些需要一样，人还有审美的需要和宗教的需要。宗教的需要和知识的需要并不矛盾，就像明知道自己逃不过死亡的命运，还是不相信自己有一天会死去一样，这就是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康德所做的，正是为这样一种出于人类心灵复杂性的需要留出的一块自耕地，并不是什么‘不可知论’。正如马克思所言，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历史的流动的背景中去理解，之所以有这么一大堆人对康德抱有不满，说白了，是因为当时欧洲的宗教的腐朽堕落使人们产生了一定的厌烦情绪和反抗情绪，而我们当今中国的情况却敲相反，我们正是缺少了这样一种向善的原动力作支撑，大概这就是王国维所谓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吧，选择哪种哲学也是一种时代和自我的要求。”
老师微笑着点点头道：“很好。思路清晰，论据充分。还有同学要发言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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