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阳节

    课后。

    “今天你可真厉害呀”，大虫走上前来，拍拍小勉的肩膀道。

    “哪里哪里。贻笑大方了。”

    大虫鼻子一横：“好就是好，干嘛要谦虚？”

    “下午到哪里去玩？”我赶紧转移话题，“东湖怎么样？”

    “好哇好哇”，大虫跳起来，“老早就想去的，可一直都没有时间。”

    “那就这么决定了，各位早点吃饭，中午休息一会儿，两点钟咱就出发。”

    其实武汉东湖的面积是杭州西湖的好几倍，只是历代宣传得太少，名气自然也就没有西湖大了。

    正值重阳佳节，古有登山望远之习俗，我们几个人却偏偏泛起舟来。

    湖面上，秋风吹皱起一层涟漪。

    “看了大概是好些年前的一个演讲视频”，宋博士道。

    “什么演讲。”我问。

    “浙大化学系的教授郑强”，宋博士说，“我非常赞同郑强教授关于中国教育摧残独立思考能力、男孩子小的时候不应该让女生管、社会心理的虚伪浮躁、向权势折腰，以及必须向日本人学习的观点。”

    大虫道：“这个视频我也看过。就像郑教授说的，必须有一个包容的，可以听取各个方面不同声音的心态。遗憾的是，在整个讲演的过程中，我只听到了掌声，不要说嘘声，连一点点的质疑声都没有，郑教授的讲演仍然是一言堂。”

    “我非常钦佩郑教授的一颗拳拳爱国之心。也非常钦佩郑教授的学识和胆识。但是我完全无法苟同郑教授一切思考的出发点——出于自私的民族主义。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向日本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抗日’，我们暂且不谈这种观点有没有问题，问题是，你学得了吗？郑教授就去学了，学了三年，虽然没有讨到日本老婆，还是获得了很高的学历，回来在大学任职，我完全不了解高分子化学这个领域，但我相信郑教授在这个领域一定是有所建树的，遗憾的是，连郑教授也坦言，在生物技术这一块我们现在的水平仅相当于人家二十年前的水平。郑教授神通广大，四处奔走筹款，为浙大盖起了一座高分子化学实验楼，为我们民族的科学事业添砖加瓦，鞠躬尽瘁，很是令我感动。但是仅仅盖一座楼，我们民族的自尊心就确立了吗，恐怕还远远没有。郑教授不屑于跟从日本来的工程技术人员同桌吃饭，说我一堂堂的大学教授，怎么能跟几个调试机器的人同桌吃饭呢？下面立马热烈地鼓起了掌，我要说的是，郑教授有资格说这话，但在下面鼓掌的同学恐怕多半就没有这个资格鼓掌了。要让人家瞧得起我们，当然首先要自己瞧得起自己，自信这一点当然没错，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实力，我们现在天天在讲建设创新型社会，没有用，我们从小到大所受到的教育决定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被教育成了一个残废。就拿我熟悉的文学研究这一块来说，做到守成已经是很不错了，而对前人的观点提出反驳的能力则几乎已经丧失殆尽。教材上明明是错的（把失传的古文尚书说成是今文尚书），却没有一个人提出来，当然，这和平时的积累也有关。你说你学文科的，平时一本书不看，尽看些杂志报纸，再不然就是下棋打牌玩游戏，你学个啥？要从别人那里学东西，首先就要尊重别人的文化，尽一切可能努力去了解别人的文化，你说日本人极力地丑化中国，媒体极力的做负面报道，是因为我们强大了，他们害怕我们超过他们。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我相信日本人一定是非常尊敬像郑强教授这样的精英人士的，没有人是要想方设法把郑强教授培养成汉奸的，日本媒体所反映的那些负面问题，比如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是不是在歪曲事实呢？好了，日本姑娘看到这些报道，嫁到中国去就要天天吸毒气，害得我们郑强教授这样颇为自负的人在日本呆了三年都没有讨到老婆，很是委屈。”

    大虫点头称是：“我们又何尝没有在极力妖魔化日本人呢？就算是侵华日军，也应该客观表现，可是我们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上看到的日本军人形象，不是剔着光头，蓄着喧子凶巴巴的军官，就是呆、傻、痴的士兵，完全歪曲历史。看看人家是怎样表现我们军民抗日的？从服饰到手势，原原本本。中国人还远远没有达到日本人那种民族的自信与谦逊。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我们也就用不着再去抵制日货了。”

    “青年人应当像远离毒品和中国足球一样远离政治。”

    “哈利真是一语惊人呀！”

    我接着道：“政治只不过是过眼云烟。今天我把你的国旗烧了，明天你把我的国旗放在脚下踩，为的是豆大的一点事，一旦上瘾便成为一种政治狂热症，职业示威者。早在唐代，一个中国诗人（记得是李商隐）就将各国之间的争端形容为在蜗牛角上进行争夺。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愤青。即使要愤也应该愤得有水平，有涵养才对嘛，要像我这样愤得骂人都不带脏字的：国际象棋设计得比较有人情味，只有一个王是绝对不行的，非要两口子都到齐才可以开打，国际象棋的兵可以‘升变’，只要你走到底，就给你一个变车变马的机会，中国象棋则没有，兵永远都是兵，永远只有当炮灰的份，中国象棋的招特别阴，还可以允许什么‘别马腿’、‘堵象眼’，国际象棋杀到最后王的行进路线都被堵死，又没有被将军，就可以判和，中国象棋即使杀到只剩光杆司令和几个兵还照样可以把对方将死，围棋里三劫循环无胜负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国际象棋允许王车易位一次，带逃跑的，中国象棋没有。独立自由之精神从来就不是中国人固有的精神，所以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不等于说不需要信仰，只是中国人在物质方面的需要从来都比精神方面的需要多得多。在西方，有一个自然法权，世俗的宪法是可以作修改的，但是自然法权的神圣性是不可以受到任何挑战、任何怀疑的。在康德那里，道德必须是以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为前提的结果，是以人的自然感情为基础的。但是言论自由不包括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对其他民族、国家进行侮辱和漫骂。网上不是有一首歌，说什么‘日本人说自己是人全世界的猪都笑了’（所谓‘万恶的日本人’这个句子有一个逻辑错误，这是一个全称判断，而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万恶的六十多年前参加侵略战争的一些日本人’，从那一次对世界各国印象的调查排名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永远是以当下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来看待人的，人们不会永远停留在对过去的考察里），其实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分别，人可以变成猪，猪也同样可以变成人，看看《动物庄园》就知道了，麦哲是一个先知者，带有点列宁那么个意思，也就是代表了理想主义，他（我说过了猪和人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区别，会说话有思想的猪更是如此，这不仅仅是童话或者寓言）的后继者们很快就实践了他的理想。斯诺鲍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者，并且他还有一副科学头脑，连用于发电的风车都能给设计出来，可惜他缺乏政治头脑，勇有余而智不足，可以冒着生命危险带头推翻人类统治，把庄主琼斯赶走，到头来自己却被拿破伦养的几条狗给‘终身放逐’，此后斯诺鲍再也没有正式出场过，他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符号而被用作仇恨目的。拿破伦是一个典型的斯大林，具有绝对的权威与号召力，可以让他的子民们毫无怨言地一次又一次地兴建风车，最后他终于带领猪类两腿直立行走，从而迈出由猪向人‘进化’的关键性一步，他的顺民们（带头的是羊）高呼：‘四条腿好！两条腿也好！’（原先的口号，也是动物庄园‘七戒’中的第一条是‘凡靠两条腿直立行走的皆为仇敌’）。鲍克瑟是一个西绪福斯式的悲剧性人物，为修建风车倾其一生，他的愿望很简单，就是退休以后能够拿到养老津贴，把字母表上剩下的24个字母学会，可是他没能得到这个机会，累倒以后被拿破伦直接送到了屠马厂。还有几个有性格的人物（是的，人物！），本杰明从不参与政治斗争，倒也保存了性命，活得很长，克拉弗是个老实的文盲，也得了善终，还有庄园原来主人的宠物乌鸦摩西，从始至终向大家灌输‘天堂’的理念，拿破伦倒也没把它怎么样，因为迷信与拿破伦并不冲突。几代以后，人们，也就是动物们渐渐将当初革命的事给忘了，麦哲象征性的头骨也被重新埋掉了，当年起义胜利后唱的歌也被拿破伦禁止了，理想被磨灭了，风车倒是建起来许多座，可是风车的用途与斯诺鲍当初给大家的憧憬并不一致，唯一的胜利者是拿破伦，他终于在形象上也变成了人。青年人应当将讨论政治的热情用来讨论文学，因为文学只讨论永恒的东西。”

    “哈利果然学识广博，见解不凡！”

    “我说大虫，你除了会拍马屁，还会干点什么？你看看人家小勉，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不置一词，多有大家风度。”

    “老宋你就别再说风凉话了。”

    小勉道：“你做爱的时候，你就用去了你的精力；事后你感到愉快，天塌下来也不顾。他们不能让你感到这样。他们要你永远充满精力。什么游行，欢呼，挥舞旗帜，都只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要是你内心感到快活，那么你有什么必要为老大哥、两分钟仇恨等等他们这一套名堂感到兴奋？”

    大虫道：“这是什么玩意儿？”

    小勉道：“《1984》第二章第3节。”

    大虫道：“好好，你们都有学问，就我是个文盲。”

    小勉道：“我也很讨厌这种种江湖恩怨，冤冤相报何时了？想学令狐冲笑傲江湖悠哉游哉！看看《明朝那些事儿》，不论是好人徐寿辉，老实人赵普胜，还是坏人陈友谅、倪文俊，盐枭张士诚，还是功臣徐达、刘基，亦或奸臣胡惟庸、李善长、蓝玉，忠臣方孝孺、铁铉全都不得好死，活下来的却是盛庸、平安、李景隆这些苟且偷生之辈，搞政治实在是个亏本的买卖。”

    我道：“你还漏掉了一位庸臣：黄子澄。”

    小勉道：“是呀，所以我们还是不要再谈政治了，谈谈喜欢的电影也好呀。”

    大虫道：“好主意。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是由十五位国际知名导演共同合作的《十分钟年华老去》，除了德国电影四杰中的三位——赫尔佐格、施隆多夫和文德斯悉数到齐外（另一位是早已去世的法斯宾德），更有法国新浪潮的代表人物戈达尔，《末代皇帝》的导演贝托鲁奇，《一九八四》和《邮差》的导演Michael Radford和美国独立电影导演Jim Jarmusch，当然还有陈凯歌，阵容不可谓不豪华。也有差一些的，比如东欧的那两位，其作品明显差了一个档次，捷克那位拍的就是把一个捷克演员一生所演过所有影片做了一个剪辑，不过他也算是最切题的一位了，不太有名的拍得好的也有，比如拍《面对南茜》的那位法国女导演，这个短片应该算是一部直接电影，和所谓真实电影还不太一样，就是两个人之间玄奥的谈话，和影片的叙述者，也就是导演无关，何索的那部倒算是一部典型的真实电影，这也是他擅长的题材，施隆多夫的那部，资料上说，引用的是德国中古哲人的句子，实际上应该是奥古斯丁，即使不知道施隆多夫是何许人也的观众单凭这些道白也应该猜得出是哪个地方的导演拍的了。从贝托鲁奇的那部就应该看得出导演具有非常浓厚的东方意识，英国导演Mike Figgis的那部很前卫，但却不知所云，Radford那部科幻片运用了相对论原理，Jarmusch那部值得注意的是所使用的哥德堡变奏曲的版本问题，最后当然还要提到元老级人物戈达尔，戈达尔的名片很多，像反映文革题材的《中国姑娘》（虽然片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还有揭示现代危机的阿尔伐城，戈达尔对现代电影最大的贡献是‘拼贴’手法的大量运用，影片中时不时地插进字幕，画面的剪辑和象征与塔科夫斯基一样晦涩，比如‘影片的最后几分钟’就用被风刮得瑟瑟作响的白色幕布来表现，我想庵野秀明应该也借鉴了这种手法。”

    我道：“现在说EVA人家看你就像看外星人一样。”

    大虫道：“怎么讲？”

    我道：“说自己喜欢EVA是有点危险的事情，很容易被和那些Otaku死胖子同等看待。我背不下全部Staff名单，背不下每一话的日文标题和英文副标题，不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台词，甚至连总共有多少个使徒来袭也已说不上来。EVA对于我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的，高中，我由于厌倦了学业，一天到晚骑着自行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晃荡。后来，电视上便放起了EVA，我在真嗣的身上找到了认同感和归属感，我被第五适任者短暂的出惩暴烈的死亡方式给打动了，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是很有名的动画，因为那时我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什么也不想知道，是EVA帮我度过了那段人生最灰暗的时期，它对于我的重要性不在于几句简单的台词，不在于那些费解的术语，也不在于喜欢里面的某个人物。它对于我的意义在于隐藏在残酷本身之后的脉脉温情，它有一种抚慰世人痛苦的崇高力量，它是一部永远不可超越的旷世杰作！偶然看到一个叫做‘薰治丽香的单程天堂’的博客，主人是一个比我当年还要狂热的90后女孩子。感叹韶光易逝，后生可畏啊！经典总是有人喜欢的。就像她自己说的：‘比谁都爱。但也只能比谁都爱。’虚构的人物再好，也是虚构的。到了我这个年纪，要考虑的现实问题总是扑面而来，无暇再去幻想什么天使之类的东西。那个坐在电视前静静地看EVA的初中时代已经太过遥远。‘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身虽不饮酒乐与宾客醉一从鬓上白百不见可喜心肠非故时更觉日月驶闻欢已倦往得饱还思睡春归只如梦不复悲憔悴……’‘此时少年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我的少年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要怀旧的话”，大虫道，“还是留着以后慢慢怀吧。”

    小勉道：“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是我最为忠爱的电影导演之一，他那平淡朴实的电影理念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惊悉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难过。有编辑批评我的创作太简单，缺乏华丽的语言，我说我不会改变我的风格。人生就是一口气，文学所要做的只是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就可以了，就像记录片一样。就像《中国》里在广场上排队照相的人们，布兜上印有‘永远忠于毛主席’标语的纺织女工，放着样板戏广播的学校，晴朗的天空，这一切都给了我关于那段历史的一种完全不同的印象，也许在今天看来无比黑暗的时代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却不觉得有什么，至少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理想支撑着他们辛勤地工作，现在的人当然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个性，可是我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已被压缩为仅仅是挣钱而已，现代人巨大的空虚感与失落感是以前的人所不会有的。罗塞里尼的《德意志零年》里那个金发少年弑父后坠楼身亡，正是后集体主义时代青年精神的最佳写照。”

    大虫道：“听听人家，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

    小勉继续道：“塔尔科夫斯基是电影艺术的镜子。我只知道他喜欢普鲁斯特，喜欢布尔加科夫，喜欢福楼拜，只知道他临终前几天听到《马太受难曲》，感到莫大的安慰。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能够宣称他看懂了《镜子》这部影片，最多不过是抽象地感到了一些东西，火与水，一望无际的田野，风，父亲的诗，甚至还有文革时期在中俄边境两国兵民对峙的画面，仅此而已。可是我们确实感到了某种东西在无法挽回地流逝，只是无法诉诸语言而已。还有帕拉杰诺夫，生命的颜色是红色，死亡的颜色也是红色。我不喜欢红色。我是不喜欢生命呢，还是不喜欢死亡？有一种电影是朴实无华的，如安哲罗普洛斯，如小津安二郎；有另一种电影是眼花缭乱的，如费里尼，伯格曼。图象也可以是诗。我喜欢诗。我是喜欢朴实无华的诗呢，还是喜欢眼花缭乱的诗呢？戏剧使人暂时忘却残酷的现实，诗歌使人永恒形而上地居存着。”

    大虫道：“你肯定看过费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和伯格曼的《第七封印》？”

    小勉陷入沉思：“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究竟是要来做什么的。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琢磨。有的人琢磨清楚了，有的人到死也没弄明白。我就还没弄明白。所以只好继续活下去，只好继续琢磨下去。不过有一点我是琢磨明白了，就是没有哪一种生活方式，哪一个交际圈子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认识很多人，可似乎没有一个面孔是每天一早起来都能见得着的。前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走路总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我们还是想看看这路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旺盛的情欲就应该工作，工作就应该有旺盛的情欲。花草、鸟兽它们知道生命的意义吗？他们会说，与其追问这种永远不会有答案的问题，还不如尽情地工作、**，直到耗尽生命所有的能量。面对将要死去的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甚至连一句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谁也帮助不了他。与其做百般的挣扎，逃避无法逃避的东西，还不如好好享受一番。那金色的闪电，稍纵即逝，人啊，不要和从来就没有的东西作对。”

    大虫道：“你们说，他更像叶芝，还是更像苏格拉底？”

    宋博士道：“都像”。

    小勉道：“有两种电影是最容易成功的，一种是根据作家原着直接改编的，一种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陆上行舟》就属于后一种，只不过赫尔佐格比法斯宾德要更为疯狂。赫尔佐格就是德意志精神的代表。费茨卡拉多双手叉着腰，趾高气扬地站在船上，河两旁的热带丛林里响着印第安人挑衅的鼓声，甲板上的留声机里放着卡鲁索的唱片。费茨卡拉多最终并没有带回可以使他发大财的橡胶原料，蒸汽船经过一番折腾也已变得满目创痍、伤痕累累，似乎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好在船长带来了一支三流歌剧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费茨卡拉多初衷。如果费茨卡拉多是一个东方人，他一定不会这么瞎折腾的。”

    大虫道：“说说安哲罗普洛斯。”

    小勉道：“少年亚历山大梦见了父亲。父亲在遥远的德国。亚历山大请求姐姐带他去德国。德国离希腊实在是太遥远了。他们上了火车，又被赶了下去。他们在警察的带领下在一家工厂找到了舅舅，舅舅说他们所寻找的父亲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离开了警察局，一个老妇人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脖子上套着绳索’。他们看到雪地里躺着一匹将死的马，亚历山大哭个没完。一个俊美的男青年开车搭了他们一程。亚历山大给一家饭馆打小时工，赚回了一个面包。饭馆老板赶走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卖艺人。一个卡车司机夺去了姐姐的童贞。到处都是巨大肮脏的机器在轰鸣。俊美青年发现他的剧团的演员们正在海边卖戏服。俊美青年对姐姐产生了感情。俊美青年看到从海里浮起一只神像的断手，一架直升机吊走了这只手。俊美青年感到莫名的绝望。姐弟俩发现俊美青年是一个同性恋。他们离开了俊美青年。姐姐在火车站企图向一个士兵出卖肉体。士兵犹豫了半天，扔下一张钱便走掉了。姐弟拿钱买了车票。姐弟俩偷偷越过边境。他们在一片浓雾中看到了一棵树。他们跑过去抱住了树。‘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最近一直在读杜牧的诗。一边读一边听日本尺八的音乐。杜牧的诗和王维一样也有一种孤寂之中的禅意，但杜牧的心情要比王维更加绝望吧。我想，这个秋天也快要过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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